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化，中国正在迎来资本输出的新时代。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同期，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的447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749.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其中9月当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1亿美元，同比增长1.9%；同期，中国境内投资者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97.9亿美元，同比增长90.5%。依照这样的速度计算，中国对外投资极有可能在年内超过吸收外资，成为净对外投资国。

在近日召开的国际金融论坛（IFF）2014全球年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也谈及了相关议题。他表示，未来两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将超过利用外资额，逐渐进入资本输出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不是将中国的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是完成中国从贸易大国向强国转变，继续走好“贸易顺差+资本净流出"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同一会议上，前央行行长、IFF理事长戴相龙亦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实体经济高度开放的客观需要，有利于改善国际货币体系。他并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没有时间表，中国会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金融发展状况，逐步推进并加快国际化进程。

从近两年的动作看，中国政府在推动资本输出方面下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功夫。项目层面上，高铁输出几乎成为国家领导人外访时必提的合作，中国铁路建设趁势在海外斩获了不少订单，带动中国产能和技术向外输出；资本层面上，中国牵头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投行进入落实阶段，各方于不久前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金融层面上，人民币国际化在海外快速扩展，已被英国央行接纳为储备货币，欧洲央行与澳大利亚也在讨论类似计划。这种多个层面齐头并进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中国资本登上国际舞台，为正在到来的资本输出时代做准备。

不过，如果只是单方面推动中国资本在海外扩张，可能并不足以应对新时代的到来。不论在整体战略，还是在相应的制度安排上，中国决策层都应当作出更加系统的安排，统筹好海外资本扩张和国内制度改革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推动资本输出方面，虽有各个层面的举措，但仍无系统性安排；在促进海外投资和推动国内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上，也缺乏沟通和协调，导致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诸多不便。

在于前者，包括安邦（ANBOUND）在内，市场多呼吁推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系统性地梳理各项改革与政策，做到项目、产能、技术、货币与资本输出五位一体，相互配合，并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降低其他国家的抵触情绪；在于后者，与人民币和中国资本在海外快速扩展的局面相比，中国国内的资本项目改革与外商投资改革仍显保守，难以满足“资本走出去，资产带回来"的市场需求。尤其是一些很细节（但很重要）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企业走出去的动力，比如放开外籍管理人员持股，以及对被收购外资企业的认定等。这些上至顶层设计，下至具体而微政府管理的制度安排，都需要在不断实践中，通过简政放权与立法的方式予以解决。这一方面，中国资本输出时代的愿景虽然宏伟，但难言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有鉴于此，尤其基于中国成为净对外投资国这一既定趋势，决策层需要将相关议题提到更高层面，有条理、有序地支持中国资本对外输出；在新的框架下，对外汇储备使用、人民币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以及国际贸易与收支平衡等议题，展开新的讨论；并基于新的情境，分析资本输出对中国经济、政府财政与市场监管的影响。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趋势既定，未雨绸缪。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资本输出的时代很快到来，中国政府与市场都需要做好准备。上至顶层设计，下至具体而微的政府管理，都需要做出系统性的调整。中国需要做好应对资本输出时代的准备，而决策层与政府的应对将是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