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成为2018年中国教育领域的热词。根据教育部发布的通报，截止今年11月，超过10万所校外培训机构遭到整治。然而，中国中小学生过重学业负担、择校热和课外补习治理等现状依旧存在。在数位专家看来，减负是一剂退烧药，不能治病。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是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绩观问题。

　　“所有关于应试教育的讨论都指向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理想是要形成一种低竞争、低控制、低评价的教育生态，但是这么一个最基本的目标没有做到。"12月2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表示，“在中国每一个领域屡禁不止的乱象背后都有一个确定的制度性的原因，都是不可推卸的政府责任。地方政府要有正确的政绩观，如果把升学、分数作为唯一的需求，这个生态就好不了。"

　　此外，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发布《2018年中国中小学生减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教育不是为了学生，而是为了满足部分当地政府的目标要求，县长对学校的看法直接影响了很多学校的教学行为。当市、县政府把教育工作的着力点，都放在考试升学这个指挥棒的时候，中小学教育必然围绕考试升学需要的课程教学活动来展开。

　　山东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张志勇在会议上提出，中小学生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中最典型的“老大难"问题，整个社会至今没有找到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根本症结。“政府教育治理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失灵的现象。"他提出，片面的教育政绩观驱使下的学校统一的“制度性加负"，这是导致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减负有害论"误区存在

　　严重的应试教育、课外补习和择校竞争下，教育生态演变成一场博弈。面对公开化的竞争，家长们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原来不参加补习的家庭也被裹挟进补习大潮。

　　学生的课业负担有多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在会上介绍，调查样本涉及到1.6万小学生及父母，涵盖全国多个省市。其中，76.01%学生被闹钟或他人叫醒，近三成睡眠不足8小时；超六成的学生进行课外辅导。此外，家长文化程度越高，补习班上的越多，这一风气从大城市向县城蔓延。

　　“学校教育被绑架，冲击正规学校的教育。如果不上辅导班，到学校里就跟不上；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教育负担和经济负担。家长陪孩子上辅导班平均每周六小时，一年平均费用1.2万，最高达30万。"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在《报告》中如是写道。

　　被裹挟在校内“减负"和课后补习的大潮中，不同家庭的利益诉求出现了分化。今年两会，《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教育减负，一场寒门的灾难》等文章轰动一时，持“减负有害论"这一观点的家长不在少数。

　　《报告》指出，社会对减负存在认识误区。基层一些声音认为，公办教师利用暑假给孩子进行有偿补课，是自己的业务时间，凭什么要受到处分？而校长们更是牢骚满腹，认为减负不让学生刻苦学习，大学遴选制度和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变，不让孩子好好学习家长也不干。

　　“可以说，持`减负有害论'这一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这说明社会各界对于减负的认识是相当混乱的。"在张志勇看来，减负不是不让孩子学习，不是不要考试，而是一个政绩观问题、一个教育现代化问题、一个公共教育治理问题。

培训机构如何转型？

　　根据《报告》，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主要来自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校外教育本应是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但校内外教育失衡，成为中小学生负担加重的原因。真正实现减负就要从现象治理到体系化治理。

　　校外增负已影响学校教育的正常生态。《报告》指出，校外培训机构往往以高强度培训、大量做题、提前教育、全民奥数等模式，培训学生的“应试"技巧，裹挟家长带着孩子抢跑。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还与公立名校联手，实现“掐尖"，更助长了家长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需求。

　　“要抑制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斩断校外机构和升学之间的利益链条。联手工商等有关部门综合施策，建立校外培训。"上海教科院研究员谭晓玉在《报告》中写道。

　　但在数位专家看来，择校和升学竞争才是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减负机制责任首先在政府和公办校，而不是培训机构。在顾明远看来，改善和规范义务教育学校行为。“教育培训实际上称之为`影子教育'，公办校需求的背后，学校要考试，它给你提供考试。"因此，要定点消除薄弱校，严禁教师课外补习。

　　如何让家庭走出“校内减负校外补"的怪圈？处理好学校教育与校外补习教育的关系尤为重要。《报告》中指出，对待培训机构，要用更为积极的态度。

　　培训机构能在很短时间内用有效的方法把知识点教给孩子，它们的教学研究、课程开发、教材编写能力把公立学校远远甩在后头。

　　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副主任赵建国表示，自己了解到的一些培训机构，包括对课程的研发，对教研的投入，公办校远远不可能做到。例如，高斯每年拿出6个亿，60个人专门研发课件和课程，公办教育怎么可能有这个力度？

　　《报告》提出，随着更多家长对培训机构的认同，由培训机构引领教育变革是可能的。部分程度上，公立教育已经处于被动地位。教育部不该纠结“减负"问题，而要改变公立校，提升教育质量，用好培训机构的资源，探索公办校引进培训机构提供公共服务。

　　学校如何和培训机构合作？培训机构如何转型？《报告》进一步补充，公立校的财政制度可考虑改革，将学校教育分为基本教育服务和个性化的教育服务。财政经费支持学校保持一定水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学校增加个性化教育服务、孩子需要的差异化个性化教育需求由个人付费，家庭承担更多的个性化教育程度。

　　“公办校、民办校、培训机构和家长互相抱怨。小升初主要竞争是公办校和民办校的竞争，培训机构是万恶之源，推波助澜，家长不理性、盲目。但在这个利益的图景当中，最重要的主体——政府是缺位的。"杨东平提出，教育剧场效应中，如果政府承担起了市场秩序的维护者，秩序就能得到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