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小区的垃圾箱里倒垃圾时，可能居委会的管理人员正看着你。近日，上海市公布了六个垃圾分类试点项目，其中多个项目使用的新型垃圾箱有即时识别身份的功能。在这些试点小区投倒垃圾需要住户刷卡，有的小区还给垃圾箱房配了监控摄像头。

　　根据上海市政府微信公号，徐汇区的田林十二村即给每户居民配置了智能卡。到达小区固定的区域倒垃圾时，居民的信息会传输到小区居委会的后台，对于分类不到位的垃圾，“是谁扔的，一目了然"。公号文章还指出，即使有居民把垃圾丢到了箱房外面，居委会也能通过数据分析一一识别。

　　“有一双电子眼在看着居民，能对居民起到威慑的作用。"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建国对财新记者说，“关于如何劝导居民自觉地垃圾分类，不存在完美的办法，智能化能起一点作用。不过，应注意防止对数据的滥用。"

　　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提出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底，全国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方案》要求，在46个重点城市的城区范围内，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

　　为此，应当促进居民单独投放垃圾、单独接受保洁员或其他管理员的检查，这一点已成共识。多名专家曾对财新记者表示，如果比较城市和农村，一般认为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相对容易。这是因为，农村的民居往往独门独户，垃圾箱就放置在门前，很有利于管理者以及村民之间清楚地看见彼此有无认真分类垃圾；而且村民的人际交往更频繁，有利于达成共识，互相监督。

　　而在居住拥挤、邻里关系淡漠的城市，用人工对每家每户的分类质量进行考核要求很细致的工作和高成本。对此，除了使用保洁员巡视，还存在其他的设计。一名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官员曾在行业会议上表示，如果某个小区的垃圾箱只有在一定的时间才对居民开放，分类质量与居民参与率都会出现很快地提高。这种设计能强迫城市居民互相看见手中垃圾的分类质量，进而感到社交上的压力。

　　“不过定时定点是有非常大难度的。我们所说的定时定点，是要严格的定时定点，所有的箱房都是有人管理的。其他随时可以投放的垃圾桶应该全部撤除。"这名官员表示。

　　然而，前述公布的试点项目还未明确，居委会面对把垃圾投放到垃圾箱外的居民，究竟有哪些规劝的方法和模式。公益组织“北京零废弃"研究员陈立雯对财新记者分析，如果要求居委会挨家挨户地对居民进行访问，不仅居委会会严重欠缺人手，而且理论上说，入户所需要的住户“知情同意"本身即不易获得。

　　目前已过二审的地方法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载明，个人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或者将湿垃圾与可回收物、干垃圾混合投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该条例或将在2019年生效施行。陈立雯续指，应当研究执法人员如何对不合法的投放行为进行合法取证，但街道或乡镇的执法人员也很有限，很难与居委会合作、准确地开出大量罚单。

　　上海另有一个开展垃圾分类较好的小区，即是建在虹桥机场附近的上航新村。该小区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是租户，其中又以几家大型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主。前述绿化与市容局官员表示，上航新村的一种举措是，一旦某位乘务员不愿意垃圾分类，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能通知到他的单位。这种措施是其他住宅区难以复制的。

　　“应当实现居民分类不到位、物业就拒绝接收他们产生的垃圾。"陈立雯说，“这种做法应当伴随很细致的宣导。例如有的西方国家会给居民贴一个纸条，告诉你哪里做得不好，因为这些原因，我不能把你的垃圾取走。法治精神是很重要的。"

　　多名公益组织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在他们的观察中，国内许多场景中的垃圾分类宣传仍旧停留于“挂横幅、喊口号"；其实，全面做好垃圾分类需要在设置新款垃圾箱之前与之后都进行宣传教育，包括传播基础知识和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培养合适的社区文化。居民出了小区，工作单位的气氛也要一起跟上，才能逐渐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公益人士坦言，无论某个企业或居委会如何热情，这些工作是单个主体很难撬动的。

　　陈立雯表示，理想的情况是，居民分类的好坏能影响他们缴纳垃圾处理费的多少，这便是垃圾分类计价的模式。在多数的中国城市，垃圾处理费仍然涵在物业费或水费中。后端各个具体企业的日常数据都没有公布，居民也普遍不了解自己丢弃的垃圾会去哪里。

　　多位专业人士都表示《方案》减量35%的指标显得有些模糊。如果想要计算究竟多少废瓶子与废纸获得循环利用，那么，我国的再生产业仍然大量依靠个体户与小作坊企业，很难形成有效的统计体系。如果无所作为，到2020年很难明确地衡量各个城市有无达标。

　　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项目总监郝利琼对财新记者说，根据她的实践经验，中国仍是人情社会，多数居民对居委会的上门访问是认真对待的。但面对一些坚决不肯配合的居民，目前公益组织只能放弃。“我们很难把80%的工作资源用在10%的人身上。"

　　“局部的努力并没有用。"郝利琼坦言。她对财新记者表示，智能垃圾桶还存在一些争议，首先是初期投资与运维的费用都很高，可回收物获得的收益根本不能覆盖；其次是在其他已尝试过的城市，居民们仍不买账，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充分持久的公民教育。

　　“中国该有中国的一些做法，比如楼长制。"陈立雯说。

　　前述绿化市容局官员透露，在上海扬波大厦，由于业委会充分自治，对垃圾分类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有持续的宣传教育，居民对垃圾分类就有一种自觉的冲动。扬波大厦的垃圾箱是开放式的，保洁员的巡视保证各个垃圾箱的内容一直分类正确。居民下楼投递垃圾的时候会感到压力；垃圾箱边上拜访洗手池和肥皂，这些细节共同促进扬波大厦一直是垃圾分类的样板。

　　“垃圾分类确实很考验不同管理员个人的智慧和工作能力。"郝利琼说，“政府也应当及时挖掘出合理的办法，然后推广。"

　　在刘建国看来，智能垃圾箱如果设计得简朴实用，就不见得花费很大；如果想让保洁员真正起到督促的作用，应当支付他们更高的工资，那么也不便宜。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提出：本市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早先一次新闻通气会上，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对外透露，据不完全测算，上海未来两年用于推进垃圾分类的投资将达到200亿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