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中国寻找经济动力，城镇化是必须要做的文章。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12日在重庆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杨伟民称，中国出现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全国的服务性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两个城市。以北京为例，北京城市病问题的根源是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若把企业总部、医疗高地、最高学府等功能转移，自身城市病解决的同时也能促进其他地区发展。杨伟民表示，中国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中心城市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服务周边的主力军。小城市产业链不完整，对行业没有集聚效益，无法形成竞争优势，不能够带动区域发展。因此要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拓展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在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杨伟民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发展空间趋于饱和，新的中心城市重点将在东北、中原、成渝等几大城市群培育和发展，再造若干个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形成经济增长新节点。杨伟民说，中心城市未来要想形成竞争力和集聚效应，必须要布局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将加快培育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等城市群，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加强城镇之间的要素流动和功能联系，促进产业协作、功能互补，形成支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重点经济区。中财办官员提出的建设十个“中心城市"的政策设想，并不出乎安邦咨询（ANBOUND）的预料。在今年8月30日的《每日经济》中，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就提出，中国应该在“直辖市"之外建立“特别市"。陈功建议，以地缘战略地位作为首要条件来确定“特别市"，同时参考其他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如城市规模、经济体量、历史与文化传统以及城市发展的样本意义等等，全国大致可以确定10个左右的“特别市"，由国务院直接领导。行政级别上低于“直辖市"半级，但在一些行政环节上可以高于一般城市的待遇，缩短他们在行政体系中的路径，提高行政效率。陈功强调，“特别市"的设立具有一些大战略上的益处，是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不但承认了这些城市以往的发展成就、特殊地位和空间影响力，还赋予了它们拉动周边地区发展的空间使命和城市使命。因此，实际上这是在用政策、用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政策手段，不但有利于区域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符合中央原本就大力提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目标。虽然中央提出的是“中心城市"，但我们很乐于看到安邦的智库构想与中央的政策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