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o与主要供应商之一上海凤凰自行车达成和解，然而新增追债仍在增加。裁判文书网近日披露，东峡大通（ofo运营主体）拖欠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凤凰"）的6825万元货款在被强制执行2806万元后，由上海凤凰向法院申请撤回强制执行，尚未履行货款分期履行。

　　2018年8月，上海凤凰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已于2018年10月26日审理完结，法院裁定东峡大通支付上海凤凰货款和逾期违约损失共计6825万元，并于2018年12月24日立案执行上海凤凰的强制执行申请。但上海凤凰于次日申请撤回执行，称与东峡大通达成和解，未履约部分分期履行。北京市一中院于1月4日判定终结强制执行，并规定有效期限内可申请恢复。

　　ofo与凤凰达成和解，并不意味着供应商欠款难题得到全部解决。据财新记者统计中国执行公开网信息，截至1月10日，ofo被列为被执行人的案件34条，执行标的总额达到8712万元，其中2019年新增执行信息16起，执行标的4565万元。相关执行信息中并不包含与上海凤凰、顺丰物流等供应商的执行信息。

　　此外，执行信息显示，除了ofo实际控制人戴威，ofo法定代表人陈正江也在11月4日被列为限制消费人员。因有能力而未偿还一笔15万元欠款，东峡大通公司本身也于12月18日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018年12月4日，因未执行对杭州货滴物流有限公司的2006万元给付义务，ofo运营主体东峡大通被海淀法院执行“限制消费令"，公司实际控制人戴威和公司一起被限制高消费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正江则因另一起限制消费令，于11月4日被裁定限制消费。2018年10月22日，ofo公告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戴威变更成陈正江，戴威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详见《ofo创始人戴威被限制高消费 涉欠供应商2006万元不还》）

　　ofo陷入资金困境后，追款无望的供应商们纷纷通过采取法律手段，其与单车制造商、物流、仓配、云服务商等供应商的货款纠纷也因此被公开。在陆续披露的裁判文书中，顺丰物流于2018年10月申请冻结ofo 1375万元银行存款，嘉里大通物流提出的811万元服务费偿还诉求也于2018年8月获得法院支持。

　　其他起诉ofo的公司还包括，上海大众运行供应链管理、德邦物流、云鸟物流、百世物流、武汉光谷创客街区管理、杭州云造科技等。其中，云鸟物流内部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ofo方面拖欠的款项已达1.1亿元，德邦物流相关人士则表示ofo拖欠其数千万元账款。

　　天津富士达自行车是ofo最主要的单车供应商，也同样存在与ofo的未结清账款。相关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2017年4月与ofo签订1000万台的产能准备框架，最终完成订单约600万辆左右。他表示的确存在ofo拖欠账款的情况，但没有透露具体欠款数量和开始拖欠时间。该公司尚未通过法律手段向ofo追回拖欠货款。

　　一系列供应商追讨欠款，暴露ofo在高歌猛进之时便存在供应链管理短板。

　　据上海凤凰自行车公告，其与ofo在2017年达成战略协议，在一年时间内ofo向上海凤凰采购不低于500万辆单车。但截至2018年5月，ofo的实际采购量仅为186.16万辆，实现销售收入63715.25万元，据此计算，在不包含智能锁等智能设备的情况下，ofo的每辆单车出厂价不低于342元。

　　在预估ofo单车资产价值的时候，市场普遍认为ofo单价远低于摩拜，甚至由于路上较多的坏车，ofo还给用户留下了“质量差、容易坏"的印象。但多家行业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ofo的车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便宜。

　　一位原本专供外贸订单生产的单车组装企业负责人向财新记者道出个中缘由。尽管ofo公开的合作厂家往往是富士达、凤凰、飞鸽、永久等知名品牌，但局限于产能，所有厂商都选择了零件外包甚至贴牌生产的方式赶进度。“有些厂商自己没工厂，就把订单下给不知名的品牌，再由他们去找工厂代工"。

　　“一层一层往下加，谁家不得挣钱"，于是小黄车的生产成本不断堆高。该负责人举例称，“一台车组装费二三十块，ofo能给到一倍，确实比自己做车挣得多"，并表示“给的少就没人跟他们做了"。

　　自行车厂商在行业逐渐凋敝的过程中，逐渐维持住相对稳定的客户源，分为外贸和内销两种渠道，外销客户固定，产销能力相对稳定。共享单车订单蜂拥而至后，有的厂商态度谨慎，在维持现有客户的基础上腾出部分产能接单；有些厂商则放弃原有渠道，全部产能投入共享单车。

　　利润诱惑面前，少有厂商能不动心：“有的大厂下游供应商，生产线全开做组装，一天做一万台能挣10万块，他们做整整了一年"。该负责人所在的自行车企业曾在2017年7月短暂成为ofo单车制造产业链上的一员，两条生产线、开工一个月、产出三万多辆，这种速度在代工企业中并不算快。

　　有些厂家开始盲目扩产能、加流水线。“后来小黄车开始拖延尾款时间，但刚投进去的生产线还没回本，只能硬着头皮做，于是越陷越深。"

　　该负责人认为，分包模式分散了大厂的风险，压力到后期全部转嫁到零件供应商身上，“一开始都是给现金和打预付，小黄车开始押款之后，大厂也开始延期付款，零件供应商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欠款压力"。

　　“2017年下半年开始，好多人就开始往外撤了。早撤的人没伤着，晚撤的人就被套住了"，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