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国正式签署了集全球三分之一人口、三分之一GDP而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紧接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在11月20日于APEC视频峰会演讲上表示，中方在签署RCEP之后，下一步将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在大部分国家仍处于疫情反复和疫后艰难经济复苏的当下，中国连续释出的开放信号，为全球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续行打下一剂强心针。

　　在欧洲、北美各自拥有重要区域性自贸协定的背景下，RCEP首次在如今全球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亚洲，构建了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机制。

　　11月20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也表示，作为2021年CPTPP的轮值主席国， “日本将继续重视世贸组织（WTO）的改革，同时将朝着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方向迈进，以确实实施和扩大`TPP11'（即当前CPTPP的11国阵容）、推动RCEP协定的早期达成为目标。"

　　在中国就“积极考虑参加CPTPP"做出明确表态后，拥有15个成员、参与门槛较低的RCEP，和现有11个成员、自贸门槛较高的CPTPP，能否朝着“大环小环套在一起"的经贸整合效应推进？

　　同样作为区域性的多边经贸协定，RCEP和CPTPP又分别有哪些“特长"和局限？在RCEP成形后，中国距离加入CPTPP还有多远？即将在未来4年执政的美国拜登政府，又有多大可能推动美国重返CPTPP，而这会给中国的CPTPP之路产生何种影响？

　　RCEP协定最初由东盟10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6个伙伴国共同参加。谈判于2012年11月正式启动，处理的议题包括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自由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还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诸多艰难领域。

　　在16成员间（最后印度退出后，剩下15个成员），通过一组组一对一谈判累加而成的RCEP谈判过程历经8年“长跑"。马来西亚贸易部长阿里（Mohamed Azmin Ali）将其形容为“满是血汗和泪水的谈判"。

　　谈判启动后进展并不顺利，直到2019年10月的第九次部长级会议和贸易谈判委员会会议上，各方才就协定文本的80.4%达成一致。

　　在2019年11月4日的东盟峰会上，原本的16个谈判方之中，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5国，宣布完结了RCEP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

　　然而，作为谈判最后阶段主要阻力的印度，却宣布因对贸易逆差和非关税壁垒方面存在分歧而退出谈判。使得RCEP一下子少了一个重要的潜在成员。

　　2020年11月15日，15个RCEP成员国通过线上连线仪式，最终正式签署该协定。待协议生效后，缔约国之间整体超过90%的产品将立即或分阶段实现零关税。

　　目前，距离RCEP协议生效，尚需要15个成员国中的至少9个批准。而且这9国之中，至少要包括6个东盟成员国和3个非东盟成员国。RCEP还保持了对印度开放状态，不但允许印度日后先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所有RCEP举行的经济活动，还同意印度可以在任何时候递交加入申请，并在那之后随即启动各方与印度的谈判。

　　与采取高标准的CPTPP定位不同，由于RCEP既涵盖了日本、新加坡等最发达的国家、又包括了老挝、缅甸等贫穷的发展中经济体，因此RCEP协议的签署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亚洲贸易自由化，而是考虑到各成员不同发展阶段、将该区域已有的多组既定协定进行一次全面整合和提升。

　　相比之下，CPTPP设定了更高的共同基准，还覆盖了包括环境、劳工待遇、国有企业等“深水区"领域的规定。

　　然而，在美国退出之后，CPTPP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贸易总额上都占全球不到15%，其作用遭受经济规模的大幅限制，被一些观察者视为陷入了“曲高和寡"的局面。中国正式表态有意加入和拜登政府的上台，有没有可能会CPTPP打开新的局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告诉财新记者，除了短期内的直接刺激，CPTPP在中长期内更符合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方向与目标：“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我们仍处在一个市场化或者说自由化程度不足的阶段。CPTPP的方向与我们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应抓住其扩容窗口期）的最主要原因。"

　　在外界眼中，中国距离加入CPTPP还有哪些“硬骨头"要啃？在CPTPP各项条款中，一般认为难度最大的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投资规则及市场准入等篇章。而部分条款触及一些CPTPP成员国对中国“产业政策"的疑虑，这也可能会成为中国进入CPTPP谈判过程中的核心关卡。

　　时任日本内阁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副首席谈判代表、现任日本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的尾池厚之，曾在2019年11月来华时曾告诉财新记者，鉴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中方在部分章节上很可能提出自己的要求。

　　尾池指出，包括越南和马来西亚在内的国家付出了很多努力来适应CPTPP的新规则，因此中国是否能加入CPTPP，全要看中国是否愿意遵守CPTPP建立起来的基本贸易规则：“我们总是可以讨论一些例外规则的，这不是个问题；但在基本条款上，我们不能做改动。"

　　目前，对于中国来说CPTPP最明显的“门槛"之一是其第17章中有关国有企业的规则，其中包括要求成员国的国企确保信息透明度，与其他缔约方企业公平竞争，并要求各缔约方政府不能向本国国企提供补贴、融资优惠等非商业性援助。各成员还要向其他缔约方提供或公开国企名单。

　　不过，许多中国学者也认为，CPTPP对于国企管理规则的要求与中国推进的国资国企改革方向大体一致。在2019年和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着重明确包括“竞争中性"在内的国企改革方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认为，正如“入世"那样，中国也可借助CPTPP谈判的压力，倒逼国内改革。“这个过程好像是刮骨疗伤，自己也许下不了手，但如果靠外科医生来做，就算短期很痛苦，时间长了也就好了。"

　　此外，CPTPP的国企条款也有过渡空间。在国企比例较重、市场秩序有待规范的国家当中，通过谈判，越南便获得了执行国企条款的过渡期限，马来西亚则以单独附件的形式，建立了该国国企的例外清单。

　　分析认为，作为一个有巨大市场、颇具分量的潜在成员，中国将拥有一定的议价能力，或可通过争取过渡期、设立阶段性目标、在自贸区进行试点等措施，争取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执行CPTPP的条款。

　　与CPTPP相比，成员阵容发展程度歧异更大的RCEP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了特殊和差别待遇，先让它们成为RCEP协议的一部分，并逐步向共同标准过渡。

　　例如，RCEP对柬埔寨、老挝、缅甸，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对越南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还专门设置了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章节，来帮助发展中成员国发展建设，促进本地区的包容均衡发展。

　　对本区域内的跨国产业链布局来说，RCEP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是协调了东盟既有的各自贸协定中颇为不同的原产地规则，并设定出“区域累积原则"，使更多在15个成员国中接力加工的产品，都能享用全区域范围的优惠税率。

　　例如在过去，按照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当一种产品从中国出口到另一缔约方时，该产品在中国的原产地附加值必须达到某一水平──比如40%的标准时，才能享受关税优惠。

　　但RCEP采用的“区域累积"原产地规则，突破了这种只看产品原产地的附加值限制。例如，某种产品虽在中国的附加值只有10%，但其来自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的零部件附加值各占10%。因此，经过“区域累积"后该产品便达到“区域价值成分达40%"的标准，就同样可在RCEP各国内部享受关税优惠。

　　根据RCEP协议第三章原产地规则的附件一《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在一缔约方使用非原产材料生产时，一部分只要非原产材料在进入RCEP缔约方后经加工发生“章改变"或“品目改变"或“子目改变"，即可认定为RCEP原产货物并享受关税优惠待遇；一部分则适用“区域价值成分40"规则──即根据规定的“区域价值成分"计算方法，计算出某货物所包含的“RCEP区域价值成份不少于40%"，即可认定为RCEP原产货物，并享受关税优惠待遇。也有部分货物任意满足上述两种条件中的一种，即可享受关税优惠待遇。

　　IHS Markit公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对财新记者分析称，RCEP的共同原产地规则条款，将显著提高RCEP成员国之间制造业供应链一体化的程度。这亦将促进RCEP国家的供应链，在地理上更加多样化，降低诸如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地缘政治导致的如中美贸易摩擦等风险。

　　因此，“区域累积原则"有望对RCEP覆盖的各经济体产生明显的经济影响。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推算，至2030年，RCEP将带动全球GDP每年增加1860亿美元，相比CPTPP可带动增长的1470亿美元，还要高出390亿美元。

　　中国商务部也援引国际智库的测算称，到2025年，RCEP有望带动15个成员国的出口、对外投资存量、GDP，分别比基线多增长10.4%、2.6%、1.8%。

　　目前，经历了30年发展期的亚洲制造业供应链正面临转型过渡。RCEP产生的效益则有望激发这一变革过程中的两股关键驱动力。

　　第一股驱动力，是随着中国人力成本上升，制造业供应链逐渐向东南亚等成本较低的国家多元化发展。RCEP整合的区域原产地规则，以及其所形成的产业链区域内分工效应，将显著提升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中新兴低劳动成本制造业中心的吸引力，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此外， RCEP的“区域累积原则"也将使跨国企业可更加灵活地在本区域完善产业布局，建立更精细的产业链分工体系，降低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这也有助于扩大RCEP成员之间的贸易，还可望促进区域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和发展。

　　比斯瓦斯举例说明，未来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人力成本较低的东盟国家，将会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非RCEP国家，在产业多元化、市场一体化方面，具备更明显的竞争优势，有望吸引更多外资投资。

　　第二股推动亚洲产业链变革转型的驱动力，则是中国和东盟消费市场的迅速扩张。除了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快速增长，而东盟的消费市场近年间也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本区域制造的产品，被越来越多地送往亚洲市场，而不是美国或欧盟。有学者将这种制造业供应链重塑的现象形容为“在亚洲生产，在亚洲消费（In Asia， for Asia）"。比斯瓦斯预计RCEP成型后，这一供应链重塑的扩张及整合现象，在汽车、电子和服装等行业将尤为明显。

　　以中国为例，美国的金融业协会国际金融研究所数据则显示，2020年上半年，东盟超过了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分析认为，RCEP的签署，将进一步加速包括中国等各国的贸易本区域化比重。

　　这也意味着数十年来，亚洲各国以制造业产品供应链为主导、再出口到西方市场的旧有格局，正在朝亚洲区域内的“内产内销"的方向转变。

　　实际上，RCEP颇具突破性地纳入了政府采购章，约定各缔约方的政府采购明确向国际竞争开放，也有助于这一趋势的成型。这是中国首次在诸边协定中纳入政府采购相关规则。然而也有声音认为，RCEP的政府采购章，仅仅适用于中央政府层级的采购实体，且主要是规定透明度义务，其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水平仍不及WTO和CPTPP。

　　对RCEP阵营中经济最强势的东北亚三国而言，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日本这两组重要的双向经贸关系，也因为RCEP的框架，首次进入自贸协定的覆盖之下。还有分析认为，RCEP的签署和生效，有望带动具有更高条件水平的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谈判推进。

　　对于在RCEP框架以外，尚未单独与中国、韩国缔结其他自贸协定的日本来说，日本有望在RCEP框架下获得不菲收益。在整体关税减免的基础上，日本工业品92%的出口关税，将以立即取消和分阶段取消的方式获得免除。

　　此外，日本向中国出口的可获零关税的品类比例，将由目前的8%扩大至86%；日本向韩国出口的零关税品类，将由目前的19%扩大至92%。其中，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汽油车引擎零部件（现税率3%）、农用拖拉机（现税率6%）和部分钢铁产品（现税率3-6%）将在协议生效后立即免税。

　　对于中国来说，在中国对日贸易通过RCEP被纳入自贸关系网之后，中国与所有自贸伙伴的贸易占全部贸易的覆盖率，将由目前的27%提升到35%。

　　签署RCEP后，中国的自贸伙伴将达到26个，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将达到19个。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对其他RCEP成员国贸易总额达10550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RCEP有利于扩大中国出口市场空间，满足国内进口消费需要，加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外贸外资。

　　从地缘分工角度来看，一个“没有印度的RCEP"和“没有美国的CPTPP"，或将形成一个更加注重本区域，以中国、韩国和日本扮演重要角色的东亚经济。美国在该区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则有可能因此受到削减。即使拜登上台之后美国重新与该区域更积极的接触，囿于美国当前签署自贸协定之举遭到“污名化"的政治现实，美国立即重返CPTPP的可能性也不高。《经济学人》曾断言：“亚洲将继续被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美国的相对忽视所重塑。"

　　曾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蒙古事务主任、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何瑞恩告诉财新记者，RCEP的签署是过去4年特朗普政府对亚太贸易政策“破产（bankruptcy）"的佐证之一。

　　何瑞恩分析，特朗普政府对亚洲贸易采取了两种方针：一是意图利用美国市场的分量、规模和杠杆作用，创造更有利的双边贸易协议；二是试图使中国经济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之间疏远，使供应链部分迁出中国、实现“多样化"。然而，过去四年，最终证明特朗普政府在争取“更好的贸易协议"一事上只取得了边际性效益。特朗普政府整体的亚洲贸易政策并没有成功。

　　“RCEP的签署，证明亚洲其他各国对区域内紧密的经贸联系更有兴趣，而不是想分裂该区域以孤立中国，"何瑞恩指出，在过去四年间签署的CPTPP和RCEP这两份多边自贸协议中，美国都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观望，“美国将不得不针对这些新局势做出政策调整。"

距离CPTPP有多远

　　在中国以率先完成所有一对一谈判的积极姿态促成RCEP成形后，中国再次释出深化开放的信号。下一个目标，则锁定了被形容为“代表着全球经贸规则最高标准"的CPTPP。

　　CPTPP源自于2005年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签署的旨在建立自贸区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在2008年加入谈判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随后其成员国拓展至12个，并于2016年2月由奥巴马政府正式签署TPP。

　　然而，作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Pivot to Asia）"重要一环，旨在平衡中国在该区域内经贸影响力的TPP却未能在美国国内获得跨党派支持，该协定签署后也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更在2017年初上台后直接宣布美国退出TPP，给这一高标准自贸机制带来重大打击。

　　失去美国这一核心成员后，日本主导TPP剩余的11国在2018年3月签署了“缩水版"TPP协定，并将其重新命名为CPTPP，暂停了原本TPP中由美国主推、却不受其他成员欢迎的22项条款，但仍保留了TPP协定95%以上的内容。CPTPP协议在同年12月生效，11个缔约国之间95%的商品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

　　相较于传统自贸协定，CPTPP还适应时代变迁，纳入了包括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监管一致性、政府透明度、反腐败、国企竞争、政府采购等新领域的条款，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高标准，其加入门槛之高甚至令许多发达经济体都望而生畏。

　　然而，CPTPP剩余的11个成员国GDP总量仅占全球13%，其经济体量规模、效果，较美国退出之前都大打折扣。鉴于此，CPTPP在生效三周内──即2020年1月就启动了首轮扩容程序，目前泰国、英国、韩国、印尼等潜在新成员的加入事宜已提上日程。

　　在拜登胜选的前景明朗、中国政府也正式表态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之后，中国和美国这两大经济体是否会成为CPTPP扩容的一部分，成为全球经贸观察者的关注焦点。

　　有分析认为，在全球贸易体系经受疫情等重大考验的背景下，中国应抓住难得的窗口期，借鉴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改革先例加入CPTPP体系，甚至称其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堪比“二次入世"。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报告预计，中国若成为CPTPP的第12名成员，到2030年将提振中国国民收入2980亿美元。中国若加入CPTPP后，其与其他成员的贸易额将在2030年时较现有水平增长53%，对非CPTPP成员的贸易额也将增长3%。中美贸易顺差并不会随之激增，而是小幅上升80亿美元。

　　另一方面，在美国退出后的CPTPP条款，较原本TPP协定的包容性增强，加入门槛略显调低。此外，CPTPP的安排，也可能为后续WTO的改革提供借鉴。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商务部原副部长崇泉曾表示：“如果中国能成功加入CPTPP，WTO的改革谈判也能完成。二者难度相当。"

　　在中国表态积极考虑加入CPTPP的同时，包括日本在内的CPTPP成员国，也已表达了对美国重返CPTPP协议的期待。

　　对中美地缘对峙态势持较悲观看法者认为，中美两国在CPTPP中的角色，可能会是互为排斥的；但亦有较乐观者认为，中美经贸谈判的很多关键议题，正是CPTPP所约定的贸易规则范畴。中国若能通过迈向CPTPP推进国企改革、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金融业开放等议题，则中美经贸摩擦的歧见，乃至国际其他方面对中国的诉求，也有望获得转圜和缓解。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部的首席经济学家梅农（Jayant Menon）则指出，在不考虑地缘竞争关系的情况下，若日方能为CPTPP的全局做整体考虑，则会欢迎中国这一重要经济体的加盟：“CPTPP若想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贸易协定，必须拥有一两个重要的新成员。中国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潜在成员国。"

　　据PIIE的研究结果，日本若欢迎中国进入CPTPP体系，日本也将成为主要的获利方之一。在中国“入群"之前，预计CPTPP可在2030年为日本带来970亿美元的额外出口；但若中国“加群"进入CPTPP后，日本出口的提振幅度将可达2830亿美元。

　　另一方面，自美国当选总统拜登11月7日自行宣布胜选以来，美国舆论要求拜登政府促使美国重回CPTPP的呼声渐长。

　　在11月16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鉴于CPTPP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敏感性，拜登并未正面表态自己是否主张美国“重返"TPP，而是强调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仍将加大对美国工人的投入、增加美国工人的竞争力；在涉及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劳工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将会是与对手谈判的议题。

　　回顾过去，拜登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曾支持奥巴马政府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然而不少专家均指出，鉴于近年内，美国国内已泛起不少指责CPTPP等区域性自贸协定有损美国企业和工人利益的批评。再加上此次选后，一方面共和党仍可望继续把持参议院，二方面虑及拜登在美国传统工业地带的多个州虽然取胜，但胜幅极其有限的现实，要推动美国重返CPTPP几乎在政治上难以实现。

　　比斯瓦斯认为，TPP在美国引发的政治反弹，和印度在国内政坛和产业团体的压力下，最终退出RCEP谈判桌的情况十分类似。这些反对声，主要都是担忧本国制造业可能面临其他国家低成本制造业商品的冲击，从而导致岗位流失等损失。他说：“工作岗位流失，往往是一个高度紧张的政治问题，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宁愿放弃长远回报不再继续谈判。"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告诉财新记者：“在民主党内，关于CPTPP这一协定是否有效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因为不是所有民主党人都支持美国加入多边贸易组织。并且，拜登还会受制于参议院——这（重新加入CPTPP）必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一事项是否在拜登的总统议程中。"

　　1999年到2003年间曾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为民主党参议员外交政策顾问、曾与拜登共事过的哥伦比亚大学兼任教授戈特利布（Stuart Gottlieb）则从民主党内的生态结构分析道：相较于传统的、像拜登这样的建制派民主党人，2016年后兴起的左派民主党人更倾向质疑全球自由贸易。

　　拜登上台后将要面对的第一次权力挑战，就是2022年的中期选举。若拜登全然不顾党内的左翼声音，比如重推CPTPP，恐会遭遇民主党内部的抵制，并可能影响民主党支持者在中期选举的积极性。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得利斯里（Jacques deLisle）则认为，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气候下，要让美国在短期内重新加入CPTPP不太现实，“美国现在可能还不想进入一项大型的多边贸易协定。但我认为，可能会看到拜登政府以更分散的方式，重建经济关系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