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随之而来的三期叠加困境，正在交互形成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窘境。不仅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财政资金和货币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明显下降。尽管财政连年增长，但地方政府债务却呈现出恶性循环特征。而为财政政策助力的定向小微和三农的货币宽松政策却执行不到位，棚改、高铁和新型城镇化下的公共服务投资需求依然强烈。如何有效地落实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无疑已经成为下一阶段改革实践的重点。

我们注意到，从今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来看，力度可谓不小，尤其在一季度GDP增速降至7.4%之后，微刺激政策加大了力度。前4月全国财政支出增速加快到9.6%，社会保障、医疗、城乡社区支出同比增长更是高速增长，5月财政部更是发文要求财政资金支付进度，6月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6.1%，拉动上半年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5.8%。而今年以来更大的看点则是先前的稳货币松财政开始走向双松，为了扶持三农、小微企业贷款，今年4月、6月央行两次定向降准，6月末M2同比增长14.7%，而一季度同比增速则只有12.1%。7月开始银监会对存贷比计算口径进行调整，有望释放出上万亿资金量。不久前，央行给国开行以再贷款的形式授信年期1万亿支持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安居工程及三农和小微经济发展，以定向降息的方式提供低成本资金。

不幸的是，尽管监管部门大力倡导普惠金融，二次推动定向降准、调整贷存比计算口径、通过公开市场连续十周放水等系列政策，金融支持小微、“三农"等实体经济的效果依然堪忧。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尽管有去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金融国十条"政策支撑，但上半年小微企业新增贷款1.0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仅多增26亿元，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颇为堪忧。而今年上半年全国GDP同比仅增长7.4%，除河南、青海2省外，其余省份上半年GDP增速均低于去年同期，这无疑成了各地纷纷上马新项目，以及中央政府表态今年要实现7.5%经济增速年度目标的重要原因。

在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看来，即使考虑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时滞，但财政资金使用低效率却有目共睹。全国财政收入从2005年的3万亿达到2013年近13万亿，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却呈现出更高的增速，原有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无疑已经出现问题。而5月初中国铁路总公司业已明确将今年全年投资总额增至8000亿元人民币以上，仅次于2010年8426.52亿的历史顶点。而随着地方融资平台去政府职能改革的启动，政府举债体制改革需要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变革，其中包括如何保证商业化的银行释放两次定向降准政策的资金，以及如何提高央行给予国开行再贷款的运用效率，而4日，国务院再次多渠道释放对棚改的金融支持。

相比较先前政策性金融尤其是政府财政投入的低效率，开发性金融无疑显示出新优势。开发性金融旨在通过财政资金信贷化的方式把财政资金用市场化的方法运作，这是被西方证明为运作效率很高的模式。西方国家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市场业绩为支柱，以建设市场来实现政府目标，通过实行“政府选择项目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实现市场出口"的融资机制，把融资优势和政府组织协调优势相结合，促进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相互结合和转化。这对带有准公益性质的高铁，政府举债体制改革下地方融资平台的转型，棚改项目的建设，三农贷款资金通过资金互助社的使用，商业银行根据监管政策要求使用小微企业贷款资金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三期叠加交互形成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背景下，相比较先前政策性金融尤其是政府财政投入的低效率，开发性金融成为当下提高财政和货币政策资金使用效率的有效工具，对于棚改、高铁、地方平台公司转型，以及三农和小微企业定向降准资金的落地颇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