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SARS席卷，使中国第一次感受到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的冲击。历经这一次危机之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这块“短板”开始被逐渐修补。

医药储备强化提升

自非典之后，公共卫生防控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疫法》和《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先后被修订；监测预警和应急网络实验室检测能力也迅速跟上，并在之后的禽流感防控中发挥了威力；应急药品储备工作也日益受到重视。

国务院在2003年抗击“非典”之际颁布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反应条例》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保证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的储备。

近两年出台的医药行业相关发展规划里，加强药品储备工作的思路亦已凸显。医药流通“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保障药品应急供应。建立中药材重点品种储备制度。按照国家应急和战略储备的统一规划和部署，做好流通环节实物和资金的储备。根据各类突发事件的特点，建立相应的应急保障机制。

《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首次将医药储备写入文件，明确了药品储备的战略地位，提出加强医药储备和应急体系建设的任务，完善两级医药储备制度。统筹整合中央、地方医药储备资源，实现两级储备的互动和联动，提高国家医药储备反应能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建立全国联网的医药储备信息平台，加强动态监测，保障在公共事件发生时医药物次的足量供应。

为保证企业研发生产特需药品的积极性，还明确“建立应急特需药品研发生产平台”，加强灾情疫情预测，联合军地科研力量，有计划地对应急特需药品、试剂开展提前研究，形成技术储备；加强特需药品的需求预测，组织生产企业实施扩能改造，形成生产能力储备，在保障应急状态下能快速生产出所需药品，提高应急体系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去年发布的《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也把“完善药品安全应急处置体系”作为重要任务之一，要求保障应急药品及时有效供应。

近年来，强化药品应急储备工作逐渐从纸面落实至行动。10年间，中央与地方两级医药储备得到加强，应急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一是增加了实物储备的品种与数量；二是新增了特种药品和疫苗的生产能力储备。在应对H1N1流感疫情的过程中，提前完成了2600万人份抗病毒药物和1.55亿剂疫苗的应急研发、改造扩能、生产和储备调运任务，满足了疫情防控需要；在应对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大地震灾害中，调运了200多个品规的总值近3亿元的医药产品。

目前，H7N9禽流感疫情仍在蔓延，全国各地已启动各类应急药械储备。据国家卫计委通报，中国疾控中心已经向全国各地发放了16万人份试剂，覆盖到我国31个省所有的流感网络实验室，目前，我国所有流感网络实验室均已具备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PCR核酸检测能力。

沟通协调待加强

据了解，在目前框架下，国家医药储备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医药储备。通常情况下，发生一般性灾情和疫情时，由地方储备负责供应。中央医药储备则主要负责重大及特别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所需的医药用品储备，侧重于特种药品、专项药品及医疗器械。

国家医药储备在非典等重大突发事件中，保证了医疗救援的正常进行。不过，现有的国家医药储备仍不能满足应对突发事件的需求。中国药科大学黄文龙教授指出，应急药品的研究、生产、储备、使用属于政府的不同部门管理，现在整个国家医药储备仍缺乏统一指挥协调机制。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也缺乏协调，两级之间缺乏互补性。

有数据显示，汶川地震医疗救援时就发生了同一需求多次供应，导致应急药品结构性过剩，灾后各级救治机构药品大量过剩，仅四川省药监部门就剩余药品23471.6件，医疗器械29236.9件，“消杀灭”溶液1201.62吨，分别占接受数量的6%、14%、20%。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马爱霞教授亦认为，虽然我国实行中央、地方两级药品储备制度，但相互之间缺乏信息沟通，储备品种缺乏有效的互补，难以形成联动，加重了药品储备资源的相对匮乏。区域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时，由于未建立相应的信息互动平台，常常导致有限的储备资源难以共享。

根据储备药品品种、规格、需求量、可保存的性能特点，医药储备有实物储备、资金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三种形式。目前以实物储备的方式为主。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统一标准，资金储备与实物储备的比例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马爱霞指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复杂多样性且不可预知性等特点，药品储备目录难以全面覆盖。实物储备“散而全”的状况势必造成某些难以在市场上有效流通、进行轮换的储备药品的浪费。信息沟通不畅，储备资源利用率不高。

专家建议，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药品储备体系，仍需要从全国角度规划，建立各级沟通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