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款CART-T产品的获批鼓舞了我国创新药产业信心的同时，成熟靶点研究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也引起行业反思。

今年6月末，国内首个细胞治疗类产品阿基仑赛注射液获批上市，该产品是复星凯特引进自Yes-carta技术的靶向CD19自体CAR-T细胞治疗药物。而纵观全球已经上市的5款CAR-T药物，除了BMS和Bluebird公司联合开发的Abecma为靶向B细胞成熟抗原（BCMA）的CAR-T疗法，其他4款均选择了同样的靶点：CD19。

实际上，作为CAR-T细胞疗法领域率先获得成功的大靶点，CD19一直备受药企青睐。

恒瑞源正首席科学家周向军教授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CD19CAR-T，中国有超过100家CAR-T公司拿到投资，有20多家拿到临床批件。现在复星凯特已经拿到生产许可，药明巨诺已经上报生产许可了。那随后的接近20家，即使最后拿到生产许可，也分不到足够的市场份额去支付它们的研发成本。"

日前，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下发关于公开征求《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在资本市场及行业中，该《指导原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月19日，知名新药研发交流与分享平台同写意发起人程增江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指导原则》强调，药物研发以患者需求为核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让目前存在一定泡沫的新药研发，能够适当地冷静下来。这对于之前行业中部分存在的，为了开发而开发、为了申报而申报、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市而开发的没有临床意义和价值的开发，起到了提醒、警示和调整的作用。监管层的这个提醒、警示和调整，对医药创新行业健康、良性、持久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且很有必要。

热门靶点集中度达到近30%

在巨大的商业风险面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Me-too新药"成为众多药企的选择。

热门靶点扎堆这一现象在国内新药研发中并不罕见。

相关数据显示，全球前十大创新药热门靶点的集中度为13.08%，国内热门靶点的集中度则达到了29.28%，其中针对VEGFR/VEGF、EGFR、PD-1/PD-L1等靶点的在研项目在全球同靶点中占比均超过50%，即一半以上的在研项目来自中国。

上一个抗癌神药PD-1的命运也不尽相同。药智数据的中国临床试验数据库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国内关于PD-1/PD-L1临床试验登记数量累计有657条，涉及企业150余家，其中已有183条处于3期临床阶段。已经上市的4款国产PD-1单抗药物无不面临着医保降价和新药上市追赶的双面夹击。

时间回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医药行业的海归人才陆续开始回国，此时的中国医药市场还是仿制药的天下。IQVIA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创新药市场规模近6000亿美元，但中国所占份额不足百亿元，仅超1%。

同样在2015年，中国医药行业的政策改革拉开序幕。8月，《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发布。新药标准直接与美国FDA对齐，从“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调整为“未在中国境内外上市销售的药品"，并在审批上一路绿灯。

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继续以鼓励创新的顶层设计和配套政策激发国产创新的浪潮。

同时，资本市场闻风而动。2015年往后，中国创新药领域的投资案例明显上升。看起来人才、政策、资本万事俱备，只等刮起“创新"的东风。

但新药研发的成功率与其创新程度成反比，居高不下的成本和风险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相关数据显示，源头创新的新药研发（First inClass，从靶点发现到上市注册）最终成功率仅为1.2%。

Steven M.Paul等人发表在《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上的研究同样表明，开发一款新药所需时间约为13.5年，研发投入约为8.73亿美元，若考虑资本成本，则成本高达17.78亿美元。

在巨大的商业风险面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Me-too新药"成为众多药企的选择。

所谓“Me-too新药"，即靶点相同，适应症和疗效也基本相同，只是结构有所不同。

2018年，港股18A和科创板第五套标准实施后，医药行业企业拥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即使未盈利也可以上市，更使“Me-too"这种降低了技术难度、研发成本和风险的模式受到资本市场的垂青。

“美国一个靶点出来五六家公司做`Me-too'，最后获得商业利益的是第一个上市的和后来全部上市产品中的Best-in-Class。现在中国一个靶点出来几十家公司做`Me-too'，背后都有资本支持，但最后商业获益的只能是少数，赚钱的都是CDMO和CRO公司。"周向军说。

程增江说：“其实，很多行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行业存在的这些潜在风险。因为过于同质化的药是没有临床价值的，没有临床价值也就没有市场价值，没有市场价值也就没有投资价值。那么，照此发展下去，将来不知道哪一天，创新药投资泡沫可能就会破灭。一旦破灭，就会导致中国的创新药行业产生较大的损失。所以，让中国的创新药行业健康、良性、持久地发展，这是此次政府监管采取的办法。"

创新药上市门槛会越来越高

以前很多的临床试验是和现有的药物去比较，但很多现有的上市药物不仅不是最佳的，甚至是临床不怎么使用的。

《指导原则》发布后，关于对照药的选择受到行业较多的关注。

《指导原则》指出，应尽量为受试者提供临床实践中最佳治疗方式/药物，不应为提高临床成功率和试验效率，选择安全有效性不确定，或已被更优的药物所替代的治疗手段。

另一方面，新药研发应以为患者提供更优的治疗选择为最高目标，当选择非最优的治疗作为对照时，即使临床试验达到预设研究目标，也无法说明药物可满足临床中患者的实际需要，或无法证明该药物对患者的价值。

对此，程增江分析指出，《指导原则》强调，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选择对照药时，要和最佳的治疗药物做头对头比较。以前很多的临床试验是和现有的药物去比较，但很多现有的上市药物不仅不是最佳的，甚至是临床不怎么使用的。如果每个新药临床试验都不是和现有最好的药物做对比，那整个行业新药开发就无法做到持续地提升，有些还把Me-too做成了Me-worse。

“重复做同样的靶点，重复同样的评价方法，这样的话，我们就都集中到了类似的药物上了。虽然说是创新药，但靶点是一样的，结构是类似的，效果也是差不多的，评价方法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属于`仿制型的创新药'。如果按照《指导原则》要求的用新的更严的办法来评价，在对照药的选择中，和最佳治疗方式/药物做对比，那就意味着，可以不断地找到更好的药物，这样药物的临床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程增江说。

《指导原则》的出台，是提醒企业应该瞄准真正有临床价值的药，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资本市场的需求。《指导原则》目前还处于征求意见的阶段，到底如何变成执行性的文件以及执行的力度如何，还有待于观察。程增江说：“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企业认为某个产品是好的，可以申报临床试验，用临床试验数据去说话，监管部门也不应禁止申报。其实，对市场而言，更多的产品可以带来更多的市场竞争。"不过，因为市场纠错能力是有限的，对于解决抗肿瘤药研发领域的热门靶点扎堆现象，政府及协会等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程增江说，这个文件其实就相当于政府“有形的手"，把原来不规范的市场变得规范了。“这次政府的`手'，意在把新药上市标准提高了。产生的价值是，第一，对今后不值得立项的，起到提醒作用，这样的项目就不要再做了。如果不提醒的话，某些热门靶点的新药研发项目可能还会进一步扎堆。第二，对于已经立了项的，部分竞争优势弱的可能会考虑终止，不再做了。这也减少了很多资源的浪费。"

程增江认为，随着门槛的提高，未来新药获批的难度或将提高。新药临床试验无论是“宽进严出"还是“严进严出"，上市批准一定会变得门槛越来越高。认识到这一点，医药行业今后应该理性开展抗肿瘤药物的立项与投资。否则，既浪费了有限的临床资源，也浪费了社会的投入。

而周向军则表示：“从现在开始就是中国原创新药的黄金10年。因为投资机构发现做Me-too已经不赚钱了之后，就会用脚投票去支持那些新靶点、新分子结构和新作用机制的FirstinClass原创新药项目。而且不像Me-too药，原创药在中国做出来之后，更可以在海外市场上获得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