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业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概念之一，渗透到对外投资、新型城镇化及地方债管理等诸多领域。在国务院下发的地方债管理新规中，PPP作为官方列明的仅有的两种方式之一（另一种是地方政府债券），将在“后地方债"时代承担起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融资的重任。

不过，概念虽然叫得响亮，但在落地时却存在不少问题。国务院今年5月推出首批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80个项目，力求形成良性的示范效应。但据官方报告显示，这80个项目的示范效果不佳，并没有引起社会资本足够多的兴趣。而一向被各方视为PPP典范的北京地铁4号线，近日也遭到前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的“吐槽"，称虽为4号线第二大股东，但十几年一分钱利益都没有，“只当为北京劳苦大众们做贡献了。"其他诸如“福建刺桐大桥扯皮20年"、“东北某PPP水务项目闹上法庭"的案例不胜枚举，显示出PPP这一概念虽然美好，但若缺少合适的制度保障，很容易把好经念歪。在安邦（ANBOUND）看来，为了让PPP能够真正地发挥预期作用，应当充分借鉴和吸收过去项目的经验教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换言之，政府推广PPP能否成功，能否获得社会资本的认可，关键不在于推出了80个还是100个大项目，而在能否按照契约精神行事，在于法治。

中央显然意识到了法治之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重要性，在上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将依法治国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体到PPP的制度设计上，特许经营法目前正由发改委加紧起草，征求意见稿已修改到了第八稿。有迹象显示，在PPP模式成为地方政府化解资金压力重要抓手的背景下，该法案的立法进程将进一步提速，最终方案的出路已越来越近。

在特许经营法正式出台前，国务院发布新规，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其中专门谈及PPP机制。据中国政府网26日发布的公告，新规要求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政府有关部门要制定管理办法，尽快发布标准合同范本，对PPP项目的业主选择、价格管理、回报方式、服务标准、信息披露、违约处罚、政府接管以及评估论证等进行详细规定，规范合作关系。平衡好社会公众与投资者利益关系，既要保障社会公众利益不受损害，又要保障经营者合法权益。

从新规看，对于PPP机制只给出了原则性的表述，仍然需要有更加权威与详尽的法律条款、合同范本及实施细则予以支撑。更为重要的是，立法层级不能停留在部委层面，需要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层面上制定单行法律，并能对其他法律条款加以修改，以保证以较高的法律阶次清除PPP模式的法律障碍（如《公司法》、《招标法》等）。例如日本，在推行《PPP法》时，便修改了与该法律不一致的12部其他法律。此外，总结现有PPP案例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同样十分重要。只有在法律与合同条款清晰稳定、有足够多成功案例号召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参与PPP的活力才有可能被真正激发出来。但即使如此，地方政府仍应认识到，并非每一个有意向的项目，都能找到中意的投资方。因除了制度框架，社会资本的参与还需考量项目的收益性问题，这对项目建设的预算约束及后续运营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有助于化解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带来的财务软约束问题。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将成未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流，其成败的关键根本不在于钱，而在于法治。有法治才有权益保障，才能保护投资者的收益，也才能号召社会资本积极投入这一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