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提出中国经济处在“新常态"的战略判断，为中国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提供了一个大背景和思考框架。不过，“新常态"也对国内的各种政策和考核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如围绕地方GDP考核问题目前就出现了日益突出的矛盾。

“新常态"之下，中国政府下调了经济增长目标，按道理说，相应的政府经济考核目标也应该进行调整。不过，目前的政府经济考核目标仍实行的是“一刀切"，中央考核省里，省里考核市里，市里考核县里，县里再考核乡镇，都是同一套指标体系和考核思路。不管不同的地方经济差别多大，资源禀赋如何不同，产业构成有多大差别，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都是同样的政府考核标准，结果引发了很多问题。不少地方官员抱怨，这样的考核很不科学。据安邦（ANBOUND）掌握的情况，现在除了少数省份开始实施不同的县域经济考核体系，绝大多数地方的考核体系仍未改变。

很多地方的政府工作考核，从每年11月进入考核旺季，在各个工作条线，上级政府相关人马纷纷到下级政府考核，至12月达到高峰，基层政府疲于应付考核，压力很大。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在多个地方进行田野调查时了解到，不少地方政府官员都在呼吁，迫切希望中央改革GDP考核制度，使得考核与当前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以及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相适应。

不少地方官员表示，中央提出“新常态"的战略概念非常正确，过去三十年经济一直高歌猛进，留下的问题不少，的确该放缓速度，注重提升发展质量。不过，地方也对在“新常态"之下如何发展感到困惑：在新常态背景下，地方经济工作的抓手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标准和要求？用什么样的考核体系？需要的发展环境有何变化？对这些问题，地方官员普遍表示没有答案，工作缺少方向感。

更让地方官员不适应的是，在反腐败背景下，中央对地方官员进行严厉审查，也让他们普遍感到压力增大。以刚刚结束的全国土地财政审计为例，所有审计都从2006年开始，回溯8年时间。不少地方官员称，这肯定会揪出不少历史问题，但这种审查没有考虑历史背景，很多土地问题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应该放在具体环境下去考虑。如果中央代表带着指标任务来审计，这会引发不少的问题。此外，全国土地审查对地方政策的否定太多，如在政策标准上，认定只有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才算数，省及省以下的土地政策都属违规，这对地方来说很不公平。种种规定之下，基层官员都在等新的土地政策明朗，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干了。

有基层官员反映，当前的反腐败和审计流程，与过去的干部评审有很大不同，不仅有纪委和检察院的参与，还有人民银行的参与（据称是要查官员的存款），此外还将信访工作都列入考核目标。信访问题当然有地方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但与此同时，各地职业缠访的情况也常有发生。出于维稳的考虑，地方对于信访投入了大量财力与行政资源，一到重要时点，维稳立刻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有时一个上访家族能影响一个镇的政府工作开展。政府想花钱买平安，但实际上很难真正买到平安。

对地方发展来说，需要各种各样的环境，比如招商引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等，但对于官员来说，干部环境的影响最大。在“新常态"之下，地方的干部环境变化很大，有不少基层官员的积极性受挫，找不到方向。有地方官员表示，现在的考核审查制度下，有能力的官员容易出事，没有能力的官员则很安全，这样很快会形成逆向淘汰，导致大量能力平庸的官员位置最稳定。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全面调整，与之相适应，中国应该在官员考核机制和地方发展环境上做出调整，这是保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