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咨询（ANBOUND）在相关分析中专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异化问题及其对于整个战略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想要继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异化问题必须得到修正。安邦认为，修正“一带一路"的异化问题，共同市场的建设以及“终端管理"原则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即便发展中的问题丛生，但至少在大方向以及政策出口环节能够得到修正，大目标不会偏离。

首先，在着手开始修正“异化"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一带一路"的异化？安邦认为，对于一个规模庞大的地缘战略倡议，出现问题的原因有多方面（甚至出现问题本身是正常的）。运用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安邦的研究显示：“一带一路"的异化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一带一路"本身规模过大，且无成熟经验可以借鉴。第二，我国政府内部存在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不畅问题：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地方政府以及部委机关与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中央，对“一带一路"的性质存在认知上的不一致，甚至有所偏离。第三，“一带一路"是一项国际计划，而国际合作必然意味着地缘政治博弈，在这一问题上不能存有幼稚病，这也意味着我国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单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尽管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安邦认为，“异化"问题出现的最主要原因，关键还是在于第二点，即我国政府内部对于“要建设一个怎样的`一带一路'？"以及“如何建设预想中的`一带一路'？"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和部委为了争夺政策资源只能纷纷亲自下场，导致“一带一路"退化为“国企+基建"的简单叠加。

那么，如何修正“一带一路"的异化？在宏观上，我们有三种不同情景下的政策选择：维持现状、战略性放弃以及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模式的结构性改革，我们对于这三种情景下的选择做了详尽的情景分析和量化处理。最终结果显示，尽管“战略性放弃"在客观意义上并非是一项完全不切实际的选择，但安邦认为，更值得推崇的方式仍然是通过政策调整及改革来修正“一带一路"的异化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战略放弃"选项可能引发一些无法估计的后果，导致我国回到过去“单纯聚焦于国内"的政策模式。在全球化进程开始跨越物质层面走向信息层面的今天，这种转变无异于自绝于历史潮流。此外，尽管“一带一路"已经在西方世界引发了警觉，但美欧、美日以及美印之间，并没有就“一带一路"的性质达成最后共识，这意味着，我们仍然有机会扭转“一带一路"在欧洲和日本等国的影响和倾向。因此，安邦认为，“一带一路"发展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关键在于明确、构建、实现两大重要战略性任务：一是构建“共同市场"，这应该是未来“一带一路"发展模式的核心，也是真正的大目标；二是对“一带一路"实行有效的“终端管理"，通过终端管理来矫正缺陷和异化，实现既定的战略原则。

应该如何理解“共同市场"和“终端管理"？

首先，共同市场存在不同的层级，现在的世界已经存在诸多的共同市场，如南美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市场、欧洲共同市场等等。简单来理解，共同市场就是一套共同遵守、行之有效的区域贸易合作和发展机制，机制才是终极大目标，也是区别于双边贸易性合作的关键。如果从结构角度看“共同市场"，一个历史案例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于是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共同市场"。这个例子也反映了现代高质量“共同市场"存在几个必要的前提：消除政治壁垒、消除交通壁垒（基础设施）、消除经济制度壁垒。如果套用官方对于“一带一路"发展阶段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定义来看，只有同时实现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之后，“共同市场"才真正建立。当然，这是一个较为理想化的结局。现实中，“一带一路"的异化问题实际就是过度强调“设施联通"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实际卡在了这里，以至于其他无从谈起。

其次，什么是“终端管理"原则呢？简单来说可以归结为两点：一视同仁地为所有企业提供参与机会与外围协助；用同一套评价标准和体系来规范所有参与者的行为。换句话说，政府需要调整自己在经济生活中的定位，将自己从“经济生活的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度的建构者"，即政府不再去实际执行项目，而是通过各种形式来制定一个通用的项目标准。具体而言，从国内政策与国外政策两个维度，安邦认为如下具体政策值得考虑：

按照“终端管理"原则，在中央层面新设一个机构来统筹管理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或者根据“终端管理"的原则，对目前以发改委为主导的管理体系进行内部的、流程上的修正；建立体系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对留学生以及华人华侨资源的利用于开放；通过优秀智库形成以点带面的培养体系；给予涉外机构更大的自主权与灵活性；出台相关法律，从法律层面规范我国企业在外经济活动的行为；由政府出面建立一个扁平化的信息交流平台，帮助非公企业抹平信息和资源门槛；对特定行业及产业市场化原则下的资本扶持，从“输出产品"转向“输出产业"；重点产业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以5G为核心的新一代通信技术及相关产品；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网络技术及相关产品；以“北斗"为核心的导航系统以及包括天气预警、救灾等民用航空航天产业；包括智能手机、电脑、电子零配件、智能家电等在内的电子产品；新能源技术及其附属产品，如新能源汽车、光伏、天然气等；在国内已经取得成功并且具有一定独到经验的行业，如：电商、移动支付、社交媒体应用（以短视频为主）、共享经济等；文化旅游产业；核电；金融及相关配套产业；物流等；通过寻求积极的合作伙伴打造发展轴心，构建“一带一路"的多边合作机制，形成国际社会可接受的积极力量。

在这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接受的现实是：正如欧盟的发展历程所证明的那样，多边机制的搭建需要一个以上的主导国家！在这一方面，寻求在“一带一路"上与日本的合作可能是目前的最优选择；调整对外宣传口径：外宣工作必须以实际政策为出发点，同时要明确目标及受众特点。此前CGTN针对新疆问题专门推出的三集纪录片就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

最后，我们要明确指出一点：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以及“一带一路"的性质，前述提出的具体政策无疑也会存在一些弊端及限制，需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做出一定程度的修改或调整。不过安邦认为，这些建议还是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某种程度上的原则性帮助。现在，“一带一路"已经来到一个十分关键的节点，在我们考虑的三种情景中，基于近期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连续40年的经济增长在2020年突然遭遇阻碍，这些因素导致我们不得不承认，“战略性放弃"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不过，虽然困难在增大，障碍在增加，我们还是希望看到的“一带一路"能够实现战略目标，通过修正和改变，让“一带一路"在世界区域发展领域扮演健康和积极的角色，形成举世瞩目的国际福利供给。我们认为，这是未来“一带一路"需要修正、调整和改变的根本原因。（以上内容节选自安邦咨询报告《“一带一路"议程中异化问题的处理与变革》）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现在，“一带一路"已经来到一个十分关键的节点。异化问题客观存在并亟待修正。尽管我们给出了不同的备选方案，但在我们看来，通过改革修正异化问题仍然是最值得推崇的政策选项。在“一带一路"的调整中，“共同市场"与“终端管理"是改革策略中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