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2018年也许是最漫长的一年。从年初对“新周期"的憧憬到年末“活下去"的呐喊，市场经历了寒暑分明的四季。无论是宏观经济的跌宕起伏、国际政局的波诡云谲，还是金融业的水落石出、新经济的大浪淘沙，2018年的戏剧性都远远超出了任何剧本的想象。

　　过去的一年间，财新一如既往地追踪和记录了时代最鲜明的印迹，不仅包括影响当下的重大事件，也包括在长时段中发挥作用的历史元素。岁末年初，财新编辑精选了各个领域的重点报道，鉴往知来，以飨读者。]

　　【财新网】（记者 丁捷 宿慧娴）整个2018年，焦虑二字始终是涉及教育行业的所有人群中共同的情绪。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老师还是学生，甚至包括学者以及决策者，也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甚至无论是从学前教育还是到高等教育领域，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民办教育，无论是在国内上学的还是干脆出国去留学的，都没有人感到轻松。为什么？

　　从各个学段来看，应试之风愈演愈烈，有关补习行业火爆，但不少人却感到前途难料。抢跑线一路下延，父母们难掩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希冀，甚至在学前教育起步阶段，“小学化"、“应试化"的趋势凶猛来袭。同时，社会竞争也愈发火热。2018岁末经济形势低迷，“国考"缩招，多家企业接连曝出缩减校招和社招，考研人数猛涨，就业市场迎来“寒冬"。（参见“中小学补习“第一股"好未来 新财季净利润翻番"“好未来第四财季营收超预期 减负令下继续扩张"“新东方中小学补习业务增势显著"“北京海淀区两机构竞逐公务员考试第一股"“大学生遭遇寒冷招聘季 `就业难'重出江湖？" “高校考研季 缘何不严肃"）

　　纵观2018年，各地的校园都不平静。尤其在公立学校，不光城市中产焦虑（参见“哈尔滨教师收礼风波背后"“教育部部长点名“三点半"现象 家长却说补习都是被逼的"“奥数竞赛、课外补习遭严打 家长缘何不领情"），中小城镇和农村也焦虑。对于广大县域家庭来说，临近年底“消除大班额"终点线之际（参见“多地年底冲刺`消除大班额' 教育部任务能否如期完成"），各地爆发学生“分流“事件，户籍制度给随迁子女带来的升学壁垒依然顽固，一系列城乡教育鸿沟问题再度激化了全民焦虑。（参见“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乡村弱'`城镇挤'"）

　　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拓宽供给渠道的改革在2018年也还延续以往多年前就开始的努力。为弥补“体制内"学校的地区配置不均衡，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配套条例正在明确民办教育的支持方向，意图通过“分类管理"规范民办教育，激发其活力。（参见“《民促法》再掀风波：教育政策为何搅动资本市场"）但将营利性民办教育完全拒于义务教育门外的做法，是否会削减一些民间资本进入教育的热情？飘红的教育股背后是投资人的焦虑，也有决策者的担忧。（参见“新华教育在港上市：拟收购本科院校，投资临床医学院"““一起作业"获2.5亿美元E轮融资 在线做作业多家竞逐"）

　　与此同时，学前教育也将面临公办民营格局的重组。（参见“学前教育立法进程有望加速 公办民营格局将重组"）事实上，学前教育的投资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参见“独家|河南周口民办幼儿园雪中遭拆 40余民办学校陆续消失"“河南周口推平50所民办学校"“河南周口民办校遭强拆续：民资办学降温"““河南周口民办校强拆案"一审判决：政府被认定违法"）更引发忧虑的是，多年来被诟病公共投入太少的学前教育在11月迎来一纸新规，提出要逐步提高公办园园所数量和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不同于城市，大量山村幼儿园尚未进入国家政策，政府补贴的落差正在加大城乡教育鸿沟。（参见“2300个免费幼儿园"）随着政策推进，民办营利性幼儿园将受到压缩，学前教育供给会否遭遇滑铁卢？（参见“红黄蓝股价暴跌 国务院新规遏制民办幼儿园`过度逐利'"）

　　追根究底，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源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压力。对于持续比拼在升学战场的家长们来说，每年的“幼升小"“小升初"，就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2018年年初，教育部门启动的“补习整改"，将减负推向高潮。截至12月12日，全国共摸排40万所校外培训机构，发现存在问题的机构27.3万所，现已整改24.8万所，整改完成率达到90%。(参见“独家|探路补习产业链：“名师"兼职价几何"“ 对话俞敏洪：学生负担为何越减越重"“对话锦州四中校长赵雅：我为什么反对补习"）

　　减负凶猛，家长们“自主增负"的脚步没有停歇。 一篇《疯狂的黄庄》映射了众多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对子女教育无不渗透的焦虑。这源于明里打击的超纲补习，难阻暗流涌动的升学竞争。虽然2018年以来，“华杯赛"、“迎春杯"在内的众多奥数遭叫停，但学生学业负担依旧沉重，择校之风根深蒂固。（参见“`迎春杯'变相竞赛被打掉 奥数热真的熄火了？"）

　　全民教育恐慌的背后，直指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和供给困境。为抑制学区房热，“多校划片"政策持续推进，学区房价或遭洗牌。继“推优生"、“特长生"等通道取消，全国“小升初"规则各异的入学途径被收紧。即使在教育资源更丰沛的北京，中小学“就近入学"比例均超95%的情况下，校际、区域差距依旧存在，择校矛盾难以避免。2018年夏季，北京爆发多起“小升初"学位维权事件，成为全国典型。(参见“错位学区")

　　全国义务教育“大均衡"思路升级。10月，北京教委酝酿多年出台新政，“学区制"和“集团化"成为两大教改方向的核心，意在填补教育资源的低地，但目前来看，学区制和集团化改革中没有“上位政策"，国家甚至省级政策缺位，各区县均在“摸着石头过河"，对学区制怎么操作、采用哪种管理模式，尚待进一步尝试。（参见“中国式学区制改革起步"）

　　与此同时，加强校园安全保障的警钟再次敲响。除了教育资源配置本身的问题，社会矛盾尖锐，一些治理问题痼疾难消，也让平静校园无端蒙受阴影。近日宣判的2017年的“红黄蓝虐童阴影"挥之不去（参见“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一审宣判 涉案教师获刑一年半"“四平红黄蓝虐童案二审 涉事机构是何民事责任" “虐童的幼儿园教师又出现了"），2018年多起恶性虐童事件频发，不少学龄前家庭忧心忡忡。而上海民办中芯学校曝出的食品安全风波，让食品安全长效机制建立问题引发关注。陕西米脂学生遇袭等多个校园凶案带来的悲痛与愤懑，让学生人身安全问题摆在公众面前。（参见 “米脂中学生遇袭事件：警方在嫌疑人家中搜出数把匕首"“重庆一幼儿园突发砍人事件 10余师生受伤"“ 特稿|凶手黄一川"）

　　在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中，流动儿童问题入学门槛依旧存在。即使大城市的公办中小学已逐步向非本地户籍的随迁子女开放，户籍制度造成的歧视性升学壁垒依然顽固。北京粉笔蓝天科技有限公司CEO张小龙发微博吐槽，孩子因没有北京户籍，求学之路坎坷（参见“`外省人'为孩子办理北京学籍指南"）；在北京，中职院校里质量较高的职业高中大量学位空置，却仍然不对外地户籍学生开放（参见“招不满的职业高中"）；北京最大规模之一的打工子弟学校北京黄庄学校关停，1800名随迁子女将另寻求学路（参见“1800打工子弟告别北京黄庄学校：建校20年后关停"）；苏州公办校内人为设立一道“隔离门"，将划片入学的孩子和打工子弟隔离开来（参见“苏州公办校隔离风波：拆不拆墙费踌躇"）。

　　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弥坚，教育不平等扩大了阶层的鸿沟。农村辍学儿童、留守儿童、城市随迁子女等问题日益突出。浙江永嘉78所农村校遭撤并，数千名农村学生面临就近上学难（参见“挽留78所乡村学校"）；湖南耒阳学生因“消除大班额"政策要求而被“分流"，引爆了家长的怒火（参见“教育城镇化耒阳样本：夹缝中的农村下一代"）；而在四川南充嘉陵江畔的乡村，12个民办村小面临被关停的命运（参见“最后的村小"）。教育资源供需失衡如何缓解？

　　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令公众高度不满，教育生态链底端孩子们命运如何被改变？12月，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会改变命运》的文章给出了答案。“人工智能+教育"能否弥合差距？在一些教育界资深专家看来，技术的作用不可小觑，但并非全部；要拉平教育资源差距，面对从孩子出生即存在的城乡鸿沟，依靠高中阶段的网课并不足够，更需要系统性制度变革。（参见“还原“一块屏幕"后的教育鸿沟：技术能否弥合差距？"）

　　然而，不论是中产阶层的群体性焦虑，还是城乡之间的教育公平，我们需要重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以人为本"。部分学生的心理状态不容乐观。2018年，多起未成年极端事件令人震惊：15岁的西安初中生毕某11月跳楼自杀，家长认为，校方违背学生意愿带其剃光头或是这起悲剧的导火线（参见“西安初中生自杀疑云：校方称未给学生剃光头"）；湖南益阳沅江市12岁男孩12月持刀杀母后，称“我杀的是我妈，又没杀别人"；12月，深圳8岁女童遭家长暴打。一幕幕揪心的画面令人深思，家长和学校教育惩戒孩子的边界在哪？

　　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不可再遭漠视。（参见“追问392起中小学生自杀案：学业压力或为首因"）今年4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教育蓝皮书：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研究数据显示学业压力、家庭纠纷、师生矛盾、情感纠纷、校园欺凌都能成为中小学生自杀的诱因，其中，学业压力或为首因。随着2018年末，江苏发布《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家庭教育列入立法计划使其呈现“从私到公"的转变。父母是否该学习如何成为父母？（参见“江苏将为家庭教育立法：谁来教父母成为父母？"）

　　教育不仅仅只是教育本身。高考被看成是社会阶层流通的重要途径。但长期以来“一考定终身"的选拔模式也被视为偏离教育原有之意，中国学生被打上“应试化"、创新性思维不足等标签。意图以“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招考分离"倒逼教育系统性制度变革的新高考，在2018年因“浙江修改高考英语分数"而再生风波，加之少数省份方案迟迟未得落地，整体进程放缓。（参见“新高考再寻方向"“浙江新高考出“事故" 改革下一步怎么走？"）

　　中国教育路在何方？加大投入被认为是强有力措施。但应该怎么投才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各界似乎还在寻找答案。10月，教育部等部门公布201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连续六年维持4%以上。但这一占比刚过及格线，目前仍低于世界中位水平。教育总投入恨少，教育经费地区间的投入不平衡现状仍难扭转。2018年，贵州毕节、安徽六安多地爆发“教师集体讨薪"，再次将教师群体薪酬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参见“贵州毕节多县教师分文未得年终奖 公务员可分2万元"“各地频现教师讨薪，责任在谁？"）

　　除尚待变革的基础义务教育外，大学作为人文精神、社会智识和创新能力的象征，应在栋梁之才的培养上发挥关键作用，但中国大学在这方面的建树却并不如意。华中科技大学18名学生因学分不达标本科转专科引发热议。中国大学“严进宽出"的低淘汰率，导致不少大学生“醉生梦死"，部分高校或成“文凭工厂"（参见“中国大学生缘何`醉生梦死'？"）。

　　一些高校师生关系逐渐演变为雇佣关系，2018年酿成多起惨剧：西安交通大学博士自杀，女友指斥其自杀与导师的“奴役"有关；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跳楼，家属称孩子生前长期遭受导师压迫（参见“武汉理工硕士生自杀续：调查与家属叙述存出入"）。本应传道授业解惑者的导师，却依仗权力空间来盘剥学生，严重触犯了教育和学术的底线。

　　而权力压迫的另一面，是多名“长江学者"被曝性侵学生，校园“Me too运动"在中国不断燃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长江学者"陈小武被曝性侵多名女学生；南京大学“长江学者"沈阳被指控，在北大供职期间涉嫌性侵20年前自杀的女学生（参见“专访举报者王敖:师生之间性关系是权力侵害"）；中山大学“长江学者"张鹏被女生实名举报性骚扰（参见“中大教授性骚扰学生被处理 沈阳张康之案尚无结论"）。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迟迟缺位，防治校园性骚扰，依然前路漫漫。

　　不论是破解应试化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机制创新，核心都与高校去行政化密切相关。民间力量正为此迈出一大步。2018年4月，中国首家民办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获批设立。（参加“西湖大学诞生记"）定位于“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并“剑指世界一流"的西湖大学，打破民办高校长期被禁锢其中的“定位起步低"“绝大部分为职业技术型"布局，正探索学界、民间资本与政府互动下更加灵活有效的治校机制。（参见“民办大学寻路"）

　　象征着现代大学制度的高校自治，还被认为是拒南京大学教授梁莹等“404教授"于门外的良方。曾经考虑过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的新高考改革，在方案成型阶段却囿于高校腐败而有所调整。中国高校何时能够真正获得尊重？更加灵活自由的民间力量已经开始尝试探索，未来依旧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