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只需九年就能让大约1亿人脱离贫困状态。而欧元区国家的GDP仍在2008年水平之下苦苦挣扎，美国享受中国式增长还要追溯到1984年。

近几年来，西方国家经济表现平平，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对中国经济活力的羡慕，这也体现于其官方政策中。最新的例子包括直接市场干预，比如美国试图通过“旧车换现金”项目提振汽车工业、英国政府试图保证将按揭纳入其“助买”制度，从而提振英国房地产市场等。

就连此前一直保持独立的中央银行也无法脱俗，美联储被鼓励购买90%的美国国债年净发行量，成为美国财政预算的实际出资者，并通过由此产生的负实际利率，让意欲存钱而不是花钱的企业和个人会因为储蓄而丧失购买力。

而在西方国家倒向中央集权的同时，中国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前进——其最近金融体系自由化的动作就是明证。在短短十年间，中国的国家指导银行贷款占新增信用创造比从92%降到50%以下。

西方模仿中国的障碍在于它无法复制中国增长的条件及其贯彻措施的决心。因此，西方突然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更可能导致资本的错误配置，重蹈中国钢铁工业供给大量过剩的覆辙，而无法获得耀眼的国民经济表现。

另一方面，中国向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逐渐迈进也有潜在陷阱。只需要看看其最近曝出的所谓理财产品问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监管制度缺失的改革意愿会产生一些问题。

理财产品通常作为储蓄存款的替代品面向个人销售。但由此集中起来的资金被投资于高风险资产，包括流向房地产开发商等公司的“信托贷款”。2012年，信托贷款数量的大幅增加，引起中国对理财产品可能成为下一个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严重担忧。

随之而来的国家理财产品监管给信用创造踩了一脚急刹车，这也让中国股市暴跌。但是，最终这些措施可以让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能够用更可管理的节奏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增长。

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不振可能让中国政府更迫切地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但西方经济模式造就了前所未有的高生活水平，这一成就不能因为一场危机而抹杀，不管这场危机维持多久。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应该遮掩经济转型的需要。据IMF预测，2020—2025年间，中国将越过经济学家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庞大的低成本人工供给将耗尽，劳动力动员等因素对增长的贡献将走下坡路。随着未来几年人口和资源优势的缩小，国家导向经济模式不可避免的资本配置不当后果将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