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随着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GDP占比达34.8%，以网络购物、即时通讯、搜索引擎等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1]，阿里、腾讯等中国巨头与谷歌、facebook等一道成为全球互联网行业领导者。然而，和摩尔定律下的半导体世界、无处不在的无线接人一样，垄断之弧也逐渐笼罩在互联网平台之上^[2]。中国上市互联网公司市值显示：阿里、腾讯市值双峰并峙，比第三名的美团点评高4000余亿美元，其中阿里市值等于7.3个美团、10.3个京东、12.6个百度、13.3个拼多多，大型平台垄断地位的相对稳定性和中小平台进出市场的高度流动性，共同形成互联网行业特有的“分层式垄断竞争"市场结构。^[3]

当前，谷歌、腾讯等全球互联网领导者不断被控触犯反垄断法律体系，但反垄断诉讼中当局却不能明确宣判其有罪还是无辜^[4]。美国自2001年微软捆绑案后，一贯以审慎包容、保护创新的姿态包容互联网垄断，扶植微软、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极具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型平台；而欧盟以趋于严苛的反垄断规制保护中小企业及市场竞争者利益，对美国谷歌公司等频频开出天价罚单^[5]。中国政府则努力保护其互联网行业的全球竞争力，反垄断机构倾向于容忍市场寡头垄断结构^[6]。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经济反垄断机构，或饱含对20世60年代反垄断的怀旧之情，根据印象主义的公平和良好的企业公民意识裁决；或某种程度上将反垄断规制视为贸易保护工具，打击异国网络巨头或帮助本国互联网企业领导全球……植根于工业经济的现代反垄断原则，已不足以应对21世纪数字经济的挑战^[7]。2020年，中国反垄断法将迎来首次“大修"并剑指互联网垄断^[8]，现在聚焦互联网经济“下半场"独特规律，深入探究其垄断危机与管制对策刻不容缓。

一、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一）概念界定

1.互联网经济

互联网经济是信息网络化时代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一般指互联网平台、厂商、用户、网络运营商、经济管理机构等参与主体，基于internet TCP/IP协议等，进行通信、生产、交易、消费、调控等经济活动的总和。因互联网+程度不同，提供信息与广告的信息平台（如腾讯）与供需匹配信息的物质与服务平台（如滴滴）属于平台经济或狭义互联网经济；提供物质与服务的互联网+传统厂商（如三只松鼠）属于实体经济或广义互联网经济^[9]。本研究关注平台经济垄断问题。

2.互联网经济“下半场"

互联网经济“下半场"由美团CEO王兴于2016年提出，后经喻国明、阿里研究院等不断深化，现指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超60%与平台竞争加剧，我国互联网新增人口红利消失殆尽，平台凭借低获客成本实现流量变现、粗放增长的自由竞争阶段一去不复返^[10]，全面转入以专业化程度高、智力输入密集、商业模式创新、前端消费互联网深度整合后端产业互联网^[11]为特征的“分层式垄断竞争"新阶段，而平台垄断即“下半场"最突出的市场结构特征。正如苏治、荆文君研究发现，互联网经济“下半场"的垄断不同于传统类型中的垄断、寡头与垄断竞争，其垄断集中于互联网巨头的主营业务中，竞争则由中小平台在不对巨头造成压力的衍生业务中主导。换言之，互联网巨头是控制整个网络购物、即时通讯、搜索引擎等重要领域的唯一垄断厂商或少数寡头企业，而中小平台则类似于垄断竞争市场中势均力敌的生产集团。互联网巨头中，寡头既可组建勾结行动的卡塔尔，也可是独立行动的不合作者，为便于分析，本研究关注“下半场"经典结构——单寡头主宰相关市场中小平台的“互联网寡头市场"。

（二）文献综述

1.互联网寡头市场垄断危机

寡头市场垄断危机指，以“寡头厂商控制整个市场产品生产和销售"为垄断特征的市场结构形成，并引发资源错配、公平缺失、社会福利减损、国民经济衰退等的危险性，资源稀缺背景下其核心危机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市场失灵。古典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崇尚完全竞争市场上“看不见的手"，最早将垄断视为自由竞争的对立面与资源最优配置的绊脚石；新古典经济学中，马歇尔在承认垄断阻碍价格机制的前提下，首次发现垄断厂商规模经济对效率提升的正向作用，提出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的“马歇尔冲突"，确立了垄断研究根本命题。结构主义时期，哈佛学派建立SCP范式，主张垄断造成的市场高集中度必然带来少数寡头的共谋与超额利润的产生，垄断最终危及资源最优配置；而芝加哥学派则针锋相对地反对“集中度-利润率假说"，强调寡头产生是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其高利润更多源于大企业的高效率而非垄断势力滥用，市场失灵不因垄断必然发生。随着网络平台赢者通吃现象加剧，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延续到互联网经济领域。

与哈佛学派一脉相承，Zhang、Lianos、Mays等对谷歌、阿里巴巴等研究发现：互联网垄断是严重的时代问题，随着垄断格局确立，寡头利益诉求开始超越其早先承诺的普遍准入和民主参与，平台与利益相关者紧张关系加剧^[12]。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垄断平台会导致平台价格提高与社会责任投资不足^[13]。尽管平台掠夺性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美国和欧盟的反垄断机构却未能有效干预^[14]。

Crandall、Gisser等却像芝加哥学派一样为垄断辩护，认为拆分互联网巨头的理由令人怀疑^[15]，并以模型证实：对消费者来说，如果一个公司垄断所有市场最终产品价格会更低，一个控制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垄断比两个独立垄断要好^[16]。国内学者也对其必要性进行再判断，认为单寡头竞争性垄断结构本身并不妨碍竞争效率^[17]，并以数理模型推导出互联网平台合并后社会福利并不必然下降^[18]，而现实中高度垄断的互联网行业也有良好发展态势^[19]，因此针对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管制必要性不高。

Kim、熊鸿儒等则跳出两派之争，提出互联网垄断中“马歇尔冲突"的时间拐点与相互转化说。Kim发现：由于网络经济的锁定效应，垄断媒体平台（MMP）在全球互联网行业中日益凸显。MMP能为用户、内容提供商提供强大的实用程序，使其不需访问多个Internet平台寻找贸易伙伴从而提升效率；但当MMP试图通过滥用垄断权力实现利润最大化时，就会对社会福利产生重大负面影响^[20]，揭示出垄断在互联网上、下半场的质变拐点。熊鸿儒则认为：在数字市场常态化竞争中互联网寡头获得的控制力量短暂而脆弱，平台经济“寡头化"往往是平台依靠创新赢得用户、充分彰显网络外部性的竞争结果，并不一定意味着市场失灵，相反能与竞争相互促进和转化，辨别垄断性质与效果应极度审慎^[21]。

2.互联网寡头市场管制对策

面对互联网寡头市场垄断危机，经济学家、法学家进行跨领域、跨学科沟通，并围绕传统反垄断法进行管制对策重构研究。由于反垄断法由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垄断协议三大禁止条款与一项适用除外制度构成，互联网垄断管制对策研究可据此归为4类：（1）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包括产品界定、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界定、相对优势滥用界定，其中，张江莉、杨利华、曹阳等法学学者就顶层设计、多方共治、需求替代分析工具创新等提出重构建议，徐齐利、雷琼芳等经济学者则为百度搜索引擎客户集中度测算、SSNIP创新提供了实测方法；（2）经营者集中方面，孙晋等强调顺应互联网“冒尖效应"，在政府干预谦抑理念下分阶段进行生产者集中救济；（3）新兴垄断协议中互联网搭售、个性化定价、大数据杀熟也花样翻新，张素伦、李毅等就免费与搭售矛盾、互联网产品价格歧视等新兴问题与管制对策进行讨论；（4）适用除外制度中必要设施属性引发学者关注，王磊、张素伦等就必要设施属性之辨、互联网平台是否适用展开探讨……围绕反垄断法的管制对策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均强调我们对互联网垄断知之甚少、反垄断执法犯错风险巨大，最终止步于“谦抑理念"“包容审慎"“灵活有序"等监管原则。

总之，随着互联网发展进入“下半场"，学术界对互联网寡头垄断进行了即时探讨与热烈争论，但狂飙突进的互联网经济却让相关研究相互龃龉。目前互联网寡头市场垄断均衡机制与经济影响争议重重；而在反垄断法重构外，公共管制中的国家占有、价格管制、收益率管制尚无人问津。在反垄断法大修剑指互联网的背景下，立法机关必须在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马歇尔冲突"转化说中做出果断取舍，重构反垄断规制并创新公共管制新方式。当下，系统揭示互联网寡头市场垄断危机的经济模型急需建立，全面应对数字经济垄断的管制对策亟待研究。

二、互联网寡头市场动态均衡模型

（一）互联网经济基本假设与前期预设

1.互联网经济基本假设

互联网寡头市场与早期完全竞争市场同属信息共享经济，均由核心参与者——平台、用户（消费者）、厂商三方交易构成，其中：

（1）供给侧主体为互联网平台，假定所有平台生产函数完全相同且为：

其中Q为互联网平台总产量TP，L和分别表示使用的劳动量与资本量。因信息无排他性、无竞用性与严重过剩，假定平台边际产量MP大于0且递增，即：

由（2.2）（2.3）可知总产量TP与平均成本AP大于0且加速递增，即：

TP＞0 （2.4）

而由（2.1）可推出总成本函数，即：

其中TVC为总可变成本，TFC为总固定成本，w为生产要素劳动价格，r为资本价格，后三者为常数，而TVC是关于Q的增函数，故TC大于0且递增，即：

TC＞0 （2.8）

由（2.9）（2.2）（2.3）可知边际成本MC与MP曲线变化方向相反，MC减速递减，即：

MC'＜0 （2.10）

令TC、TVC同除以Q，分别得平均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即：

由（2.12）（2.5）（2.6）可知AVC与AP曲线变化方向相反，AVC大于0且减速递减；而（2.11）中TFC/Q为反比例函数，因TFC、Q均大于0，TFC/Q大于0且减速递减，故AC大于0且减速递减，即：

AC＞0 （2.13）

因Q＞0，由（2.14）可知：

MC＜AC （2.15）

（2）需求侧则包括用户与厂商，其中平台先以二次售卖、订单抽成等模式向厂商收取广告费、订单抽成等信息交易服务费，最终再由用户埋单。

用户方面，因平台边际产量递增致互联网信息严重过剩，用户“免费"取用，效用曲线向后弯折，假定无多归属用户且用户购买力：注意力=1，则平台需求曲线d在其用户总数Q'处垂直，即：

Q=Q'（2.16）

d=P=AR=MR（2.17）

MR'=tan90° （2.18）

公式（2.16）表示，互联网市场中平台总产量Q即其全部用户数Q'，该值由平台前期用户数、技术水平等决定，短期不可变；公式（2.17）（2.18）表示，因用户以极低价格与二次售卖等方式与之交易，故对价格不敏感，由平台自行在d曲线上任选P值决定价格水平，显然平台增加一单位产品销售所获收入增量MR与平均每一单位产品销售所获收入AR均为P。平台总收益与经济利润可表示为：

TR（Q）=P·Q=AR（Q）·Q （2.19）

π（Q）=TR（Q）-TC（Q）=（P-AC）·Q （2.20）

厂商方面，因用户购买力：注意力=1，其d曲线与用户d曲线重合，但厂商需向平台直接支付广告费与提成收入，故对各平台价格格外敏感，而（2.19）中TR恰好是厂商信息交易总成本IC，即：

IC=P·Q=TR（Q） （2.21）

再令传统厂商自由竞争，短期内厂商产品价格固定为P'，总产量与市场消费者总数Q_总'一致，为完成交易必须与各个互联网平台进行信息交易，扣除IC后对应利润为π'，即：

π'=（P'-P）·Q=P'·Q-IC=P'·Q-TR（Q） （2.22）

最后根据以上假设绘制互联网经济基本均衡模型（图1）。

图1　互联网经济基本均衡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图2至图4同。

2.互联网完全竞争市场赢者通吃模型

（1）互联网完全竞争市场赢者通吃均衡过程

理性人假设下，完全竞争市场互联网平台必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故需对（2.20）求导，其利润最大化一阶、二阶条件分别为：

由（2.18）可知MR'=tan90°，MR'不存在，不满足（2.24），故平台利润最大化均衡点不存在。而由（2.20）（2.17）（2.18）可知，若无竞争对手，拥有定价权的互联网平台必将P提升至+∞以使TR、π无限扩张；但在完全竞争市场，各平台在0～+∞的宽广阈值间定价必然不一，对价格敏感的传统厂商从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挑选者，互联网平台利润最大化需受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约束，（2.22）表明TR为π'唯一抵扣项，在P'、Q确定时π'最大化必然要求P值最小化，长期均衡中厂商仅会选择P值最低的互联网平台，显然所有平台都将选择收支相抵点以将P降到生死极限，即：

P_n=AC_n （2.25）

而由（2.13）（2.14）可知，AC随Q值递减，只有用户人数Q'最大的头部平台会被厂商选中，其他平台倒闭退场，用户、厂商尽归头部平台，最终互联网完全竞争市场以用户人数最大化——即赢者通吃结局达成最优均衡，驶入单寡头主宰相关市场的“下半场"。不难发现，P=AC与用户人数Q'最大化成完全竞争市场互联网平台利润最大化核心准则，另外平台仅实现正常利润即TC最大化，经济利润为0，而Q'则由当期P、AC与滞后一期TC、Q'、竞争排名n等共同决定，并在达到当前市场用户总数时触顶，即：

Q_t'=f（P_t，AC_t，TC_t-1，π_t-1，Q_t-1'，n_t-1，…）＜Q_t总' （2.26）

其中，Q_t'与直接影响平台价格、竞争格局等的P_t、AC_t、n_t-1负相关，与影响市值利润、用户黏性等的TC_t-1、π_t-1、Q_t-1'正相关。

（2）互联网完全竞争市场赢者通吃经济影响

如图2所示，设完全竞争市场中3家平台分别有用户人数Q₁、Q₂、Q₃，Q₁＜Q₂＜Q₃。由（2.14）（2.25）（2.22）可知，头部平台Q₃最大、P₃最低，厂商π'最大，在厂商青睐中头部平台很快赢者通吃，获全部用户Q'₃。由（2.14）（2.25）可知，短期内Q'₃对应的AC值P'₃较P₁、P₂、P₃更低，厂商信息交易总成本由P₁·Q₁+P₂·Q₂+P₃·Q₃降至P'₃·（Q₁+Q₂+Q₃），π'增加；头部平台降价增产，但P=AC，π恒为0；用户仍为平台信息与厂商产品支付P'·Q，消费者剩余亦未受损，帕累托最优状态达成；而在长期，互联网巨头将不停扩张直至垄断行业边界内所有用户Q_t总'，信息交易总成本将持续下降并引发完全竞争市场传统厂商自发降价，当厂商售价由P_a降至P_b后，需求价格弹性e_d＞1的高档餐饮、时尚美妆、文娱旅游等行业，将迎来销售总额从P_a·Q_a即P_aE_aQ_aO到P_b·Q_b即P_bE_bQ_bO的上涨，在我国如火如荼的消费升级浪潮中，互联网平台赢者通吃成为提升传统厂商产值的新动能，引领GDP增长直至稳态。

图2　互联网完全竞争市场赢者通吃与经济影响模型

（二）互联网寡头市场动态均衡模型

1.互联网寡头市场特别假设

进入寡头市场后，互联网巨头仍在假设（2.1）～（2.24）（2.26）下动态均衡，但其定价方式却因市场势力滥用发生巨变。如（2.25）所示，完全竞争市场互联网平台均不敢哄抬P值，只要求P=AC与用户人数Q'最大化，即正常利润TC最大化；而寡头市场，互联网巨头完全垄断信息服务供应并掌控定价权，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由（2.23）（2.24）（2.18）可知利润最大化均衡点仍不存在，由（2.11）（2.20）可知AC为关于Q的减函数，在Q已触顶Q_t总'的情形下AC也随之确定，巨头必然恪守新的利润最大化条件——P值最大化，如图1所示，其最优定价策略就是将信息价格P'₁上调并趋近P'，以在正常利润P'₁·Q₁即P'₁A'₁Q₁O之上攫取经济利润。不过，这种令巨头无比向往的美好理想并不能完全如愿，因互联网市场在垄断后仍可自由进入，巨头定价必须≤第二大平台的报价才能确保顺利交易并继续垄断，因而垄断在互联网经济中的根本问题变为前n大平台合谋与竞争问题。结合“分层式垄断竞争"现实特征可为寡头市场追加特别假设：

（1）短期内，互联网国界壁垒内用户总人数Q'恒定，无多归属用户，互联网巨头等前n大平台共同分割市场用户，其中巨头份额最大，后来者晚于巨头进入市场并蚕食巨头已有市场，即：

Q'=Q₁+Q₂+…+Q_n （2.27）

Q₁＞Q₂＞…＞Q_n （2.28）

其中，1～n为寡头市场中平台用户数排序，n≧2，Q_n为排序为n的互联网平台用户数。

（2）与威斯齐模型假设相反，互联网巨头等前n大平台在价格确定上“跟涨不跟跌"，最终价格与第n家平台定价一致，即：

P_n=P₁=P₂=…=P_n-1 （2.29）

其中，1～n同（2.28），P_n为排序为n的互联网平台价格，由于排在最末的第n家平台为自由竞争企业，由（2.25）可知P_n等于其平均成本AC_n，推知：

P_i=AC_n （2.30）

其中，i为寡头市场中平台用户数排序，i=1～n，除第n家外其他平台P_i均高于AC。

2.互联网寡头市场动态均衡模型

先以n=2为例进行模型陈述（图3）。令完全竞争市场赢者通吃后，某互联网巨头垄断一厂商全部信息交易与全部用户Q'，由（2.25）可知，其在d曲线与AC曲线交点H处实现均衡，均衡价格为P'，获正常利润P'·Q'。

（1）寡头市场第一次均衡中，第二大互联网平台加入市场，接手巨头放弃的衍生业务用户Q₂并展开垄断竞争，由（2.27）（2.28）可知：

Q'=Q₁+Q₂ （2.31）

Q₁＞Q₂ （2.32）

由（2.29）（2.30）可知互联网巨头与第二大平台均令价格等于后者平均成本AC₂，即：

P₁=P₂=AC₂ （2.33）

如图3所示，d=Q₂与AC曲线交点A对应的价格成为两大平台统一定价。由（2.20）可知，第二大平台获正常利润P₂Q₂，经济利润（P₂-P₂）·Q₂为0，即：

TC₂=P₂·Q₂ （2.34）

π₂=（P₂-P₂）·Q₂=0 （2.35）

互联网巨头则损失用户Q₂，用户人数由Q'降至Q₁，收支相抵点为d=Q₁与AC曲线交点E，正常利润由P'·Q'变为P₁·Q₁，由（2.9）（2.10）可知其正常利润TC下降，但经济利润π由0飙升至（P₂-P₁）·Q₁，且两大平台TC、π相差悬殊，即：

TC₁=P₁·Q₁＜P'·Q' （2.36）

π₁=（P₂-P₁）·Q₁＞0 （2.37）

TC₁＞TC₂ （2.38）

π₂＞π₁ （2.39）

显然，巨头虽损失部分用户与正常利润，但通过合谋终于攫取到梦寐以求的高额经济利润，换言之，互联网巨头通过主动割让少量经济领土，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初衷。而由（2.20）（2.21）（2.33）可知，厂商IC增加，π'下降，但已无从选择并与两家平台同时交易，最终加重传统厂商信息交易成本负担，实质是互联网巨头通过零和博弈大肆侵吞实体产业、让利于第二大平台与自身的财富再分配。

图3　互联网寡头市场动态均衡模型

（2）寡头市场第二次均衡中，由（2.33）（2.21）（2.22）可知巨头丧失价格优势与对厂商的致命吸引力。不过由（2.26）（2.38）（2.39）（2.32）（2.13）（2.14）可知，巨头仍在Q_t'影响要素TC_t-1、π_t-1、Q_t-1'、n_t-1、AC₁上保持足够竞争优势，具体而言，并无盈利的第二大平台凭借匮乏的用户体验数据，不足以迅速实现称霸的野心；而互联网巨头全然不同，除技术优势、经济利润、用户黏性外，还拥有随时降价至AC₁、报复性扑杀竞争者的实力。令平台倒闭为0、获正常利润为1、获经济利润为2，为寡头市场平台博弈建立支付矩阵。图4中，仅当两大平台勾结时双方才获最优报酬组合（1、2），否则博弈就以巨头自降经济利润、第二大平台倒闭退场的报酬组合（0、1）结束。运算显示，策略组合中（勾结，勾结）（不合作，不合作）报酬组合的两个数字被划上横线，其中（勾结，勾结）构成纳什均衡，（不合作、不合作）则不均衡，表明两者共谋虽然脆弱但更倾向策略组合（勾结，勾结）。而且无论共谋与否，博弈只有（1、2）（0、1）两种报酬组合，表明互联网巨头强力主宰信息交易市场，可在攫取超额利润与回归赢者通吃间自由切换，任意决定下一轮均衡起点。

图4　互联网寡头市场平台博弈均衡

三、互联网寡头市场垄断危机

寡头市场揭幕后互联网巨头迅速完成“从勇者向恶龙的蜕变"，平台垄断对效率、公平、社会福利与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也转瞬即逝，造成迥异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网络公害。

（一）完全竞争市场赢者通吃带来经济效率，寡头市场平台垄断引发资源错配

经济效率即帕累托最优状态，指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有一人状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状况变坏的资源配置状态。传统经济中除MR'＞MC'的规模经济阶段外，令MC=MR即可使厂商实现最大化利润，再令P=MC即可使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厂商生产最后一单位的成本相等，厂商利润与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同步实现，双方均无帕累托改进余地，故效率标准为MC=MR=P。但回到MR垂直、MC下降的互联网经济中，因利润最大化均衡点不存在，故不能以MC=MR=P衡量效率。而由（2.21）可知，互联网信息服务作为交易成本项，其价格下降可使直接交易方——厂商在短期内获更多利润，可使最终支付方——用户在长期内获更多消费者剩余，更是在厂商选择下互联网平台理性求生的自发选择，由（2.13）（2.14）（2.25）可知仅当三方博弈使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即头部平台赢者通吃且收支相抵时，市场上的幸存者才无任何帕累托改进余地，因此互联网经济效率标准为P=AC与Q值最大化。而寡头市场中，互联网巨头等跟涨不跟跌，力求P＞AC与P值最大化，前n家平台状况变好使厂商、用户状况显著变差，帕累托标准被打破，资源错配降临互联网寡头市场。

（二）完全竞争市场赢者通吃貌似不公实则公平，寡头市场垄断竞争貌似公平实则不公

效率指资源更优化的配置，而公平指收入更加平等的分配，换言之，公平即社会福利在分配中不被少数厂商、消费者独占，经济成果惠及更多参与者。一般而言，公平标准为P=AC，如完全竞争市场中，传统厂商长期均衡条件为P=AR=MR=LMC=SMC=LAC=SAC，此时，所有厂商均无利润也不亏损，消费者实付价格等于最低长期平均成本，实现任一厂商、消费者间的绝对公平。而互联网经济中，若P=AC，平台获全部正常利润，与厂商、消费者均享经济成果；若按传统效率标准令P=MC，由（2.15）（2.17）（2.18）可知平台必定亏损，显失公平，因此P=AC也是衡量互联网经济公平的有效标尺。由（2.25）可知，互联网完全竞争市场中赢者通吃看似不公，实则全程公平；而由（2.30）可知，互联网寡头市场巨头合谋使前n-1家平台价格偏离AC，貌似保障了中小平台的公平竞争权利，实则是互联网行业在滥用垄断地位，强行剥夺厂商、消费者平等分配收入的根本利益。

（三）完全竞争市场赢者通吃创造社会福利，寡头市场卡塔尔将其侵吞或转为纯损

因二次售卖、订单抽成模式的滞后性，互联网寡头市场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不像传统纯损、寻租代价短期可见，而是转为纯损、厂商正常利润跨期显现。福利经济学认为：社会福利是消费者剩余与厂商经济利润的总和，代表参与者在经济活动中感受到的状态的改善。从模型上看，消费者剩余一般为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到均衡价格水平线之间的三角形面积，经济利润一般为均衡价格、平均成本水平线与均衡产量垂线包围的矩形面积。在互联网寡头市场短期均衡中，因厂商d曲线水平，厂商与平台在d曲线以下调整收入分配，消费者剩余与总经济利润变化势必为0；但在长期，其对社会福利的减损却创深痛巨。如图2所示，随着寡头市场降临与互联网平台加价，厂商边际成本曲线由MC_b升至MC_a，厂商需求曲线由P_b升至P_a，均衡产量由Q_b降至Q_a，均衡点连线E_aE_b构成社会需求曲线D，显然消费者剩余由完全竞争市场中的PP_bE_b减小为PP_aE_a，差值部分为P_aE_aE_bP_b。其中，P_aE_aFP_b被涨价侵蚀转为厂商正常利润，用以弥补交易信息成本上涨与销量下降损失，相当一部分被平台作为经济利润侵吞；更浪费的是，P_aE_aFP_b右侧的三角形E_aFE_b则作为社会福利纯损白白地消失了。

（四）完全竞争市场赢者通吃成经济新动能，寡头市场平台垄断使高质量发展减速降档

从宏观视角考察寡头市场垄断对国民经济影响发现，短期内垄断推动平台经济打破稳态瓶颈并高速增长，但由于社会财富总量不变，平台与实体经济此消彼长，实体经济势必被侵蚀损耗并在长期内减速降档。寡头市场短期模型中（图3），将所有厂商加总得实体经济总体，设互联网行业n个平台依据博弈策略组合（勾结、勾结）确定的市场份额向其提供信息交易服务，并按统一价格收费。以n=2为例，由（2.19）（2.21）可知，完全竞争市场赢者通吃后互联网产业产值TR，即传统厂商的信息交易总成本IC，为P'·Q'；传统厂商扣除信息交易成本的净收入π'为（P-P'）·Q'；由（2.30）（2.21）可知，寡头市场第一次均衡后，互联网产业产值增至P₂·Q'，与赢者通吃时相差（P₂-P'）·Q'，平台经济增速迅猛，但传统厂商则损失（P₂-P'）·Q'，实体经济大幅萎缩；寡头市场第二次均衡中，平台或通过纳什均衡解（勾结、勾结）继续侵占（P₂-P'）·Q'，或以非均衡解重建垄断以在下一轮重占，直至平台数量达到n^*时，平台经济增长与实体经济衰退同步停止。而在长期，平台垄断对国民经济的危害远非如此，如图2所示：伴随互联网平台跟涨不跟跌策略实施，单位用户实付价格从P'₃升至P₁，在信息交易总成本冲击下厂商MC与消费者d（MR）曲线上升，均衡点由E_b移至E_a，消费升级中平台垄断带给单个厂商的产值损失即P_aE_aFP_b-FE_bQ_bQ_a，将单个厂商加总可得：互联网巨头通过滥用支配地位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活力，当平台数量达到n^*时经济减速收窄并停止。

四、互联网寡头市场管制对策

面对垄断之善与滥用之恶的盘根错节，互联网寡头市场公共管制需在反垄断法、国家占有、价格管制、收益率管制等经典对策上重构与改革，因势利导做出时代回应。

（一）反垄断法：厘清互联网垄断中多元矛盾与利益之争，法益权衡确定平台数量n

通过反垄断法限制兼并、禁止共谋、征收罚款以直接打击垄断者是最常规的垄断管制手段，但互联网垄断中效率与低效天然耦合，哈佛学派“当然违法"的传统认识被彻底打破，反垄断法遭遇前所未有的棘手挑战。目前中国互联网基本进入“阿里、腾讯双寡头垄断，中小平台自由竞争"的分层式垄断竞争格局，平台数量n=2+x，反垄断当局在立法、司法中增减2、x时需要摒弃n越大越好的惯性思维，也要警惕n越来越小带来的潜在隐患。如以反垄断法调节参数2时，若禁止其减小到1，则可有效抑制垄断地位滥用与对中小平台“不公"，但也丧失帕累托最优均衡、厂商与消费者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可能；若允许其减小到1，虽可推动当期帕累托最优状态实现、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增长，但也加速互联网寡头坐地起价并殃及未来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进程；确定x同样如此。总之，n的任何微小变动都可触动效率、公平、社会福利与国民经济的复杂天平，打破现在与未来的利益权衡。与反垄断规制分道扬镳的美国、欧盟一样，中国反垄断机构在大修、执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垄断协议与适用除外制度"等规制前，也需明确其绝无固定标准、多有利益冲突，果断做出价值取舍与法益权衡。

（二）国家占有：鉴于互联网寡头垄断的自发性与盈利性，毋需国家占有与贴补

反垄断法以外，对规模效益强烈、不能靠拆分解决的互联网垄断，还需以国家占有、价格管制、目标收益率管制等综合治理。先看广泛存在于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行业，“以补贴防止寡头暴利、以亏损屏蔽新厂商加入"的国家占有政策是否适用互联网？由垄断理论可知，此类管制前提为目标行业始终处于规模经济阶段，除非由一家厂商占据全部市场才能收支相抵，但因产品差异小、竞争激烈并无法实现，所有厂商均亏损退出；若以管制强行实现，垄断厂商将减产提价，令P＞AC＞MC以获经济利润，若要消除市场不公与失灵就需补贴其降价损失，而降价亏损又能阻隔竞争者加入、维护市场统一。对比发现，基础设施行业虽与互联网平台极为类似，但管制前提却大相径庭：1.由互联网完全竞争市场赢者通吃模型可知，互联网经济可自发达到赢者通吃，无需担心所有厂商亏损退出；2.由互联网寡头市场垄断模型可知，互联网平台为典型差别寡头，凭借TC_t-1、π_t-1、Q_t-1'、n_t-1、AC_t优势强力维持市场统一，无需像纯粹寡头以亏损劝退竞争者；3.再由（2.30）可知，前n-1家平台垄断后并非减产提价，而是直接涨价获取巨额利润，营业亏损不在卡塔尔联盟发生，若对暴利进行“补贴"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效率目标下，互联网经济垄断治理应以垄断许可与价格管制为重点，传统的国家占有与补贴政策既无理论必要又缺乏现实效率。

（三）价格管制：许可寡头垄断并完善平均成本定价法，可长期稳定帕累托最优状态

以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定价法为代表的价格管制是垄断治理又一利器，那互联网寡头市场究竟适用哪种方法？由（2.25）可知，在“上半场"平台、厂商、消费者三方博弈下，P=AC，互联网经济在赢者通吃之际自然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由（2.30）可知，“下半场"头部平台又招纳部分竞争者并跟涨不跟跌，P≠AC，市场失灵严重。效率目标下，维持上下半场之际的帕累托最优均衡价格AC是垄断管制中心任务，而平均成本定价法显著优于边际成本定价法。如图1所示，寡头市场中巨头均衡原则为P值最大化，而平均成本定价法将d曲线A'₁以上部分截去，A'₁对应的价格P'₁成其最优选择，同时达到公平与效率标准；而以边际成本法进行管制则无更多优势。如图1所示，边际成本定价法将d曲线A₁以上部分截去后，A₁成为唯一均衡点，与平均成本定价法一样实现帕累托最优均衡，但由（2.15）（2.17）（2.18）可知平台必然亏损，公平标准被打破，政策优越性相形见绌。

（四）收益率管制：系统测定AC曲线与n家平台d曲线，促进多元价值目标实现

此外，公共管制机构还可通过收益率干预实现丰富的多元价值目标。如图1所示，互联网平台收益率=，收益率管制即在d曲线上任取一点，以其对应价格P与平均成本AC之比为标杆收益率，要求平台据此生产经营，平均成本定价法、边际成本定价法均可视为收益率管制的两个特例。在效率目标以外，收益率管制可拓展极为丰富的公共管制价值目标，如保护中小平台、振兴实体产业、调整经济结构、丰富贸易保护工具等；但也增加了公共管制难度，执行中必须测定平均成本定价法必需的AC曲线，又需因企施策为每一平台测算用户人数、d曲线并设定专属收益率，收益率标准设定、管制执行、滞后效应预防难度翻倍，需系统测算、谨慎采用。

四、结论

自由竞争时期互联网平台朝气蓬勃，其中赢者通吃的佼佼者更以鲁宾逊式开拓精神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引领互联网经济巨轮驶入寡头垄断的“下半场"。但随着垄断降临，用户人数触顶的头部平台获得信息交易市场主宰权，以平台“价格最大化"取代原“用户人数最大化"准则，并通过“跟涨不跟跌"竞争策略选择拟保留平台数量，使价格与最后一家平均成本一致，引发社会信息交易总成本大幅上涨，最终殃及效率、公平、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最大化。为应对互联网垄断危机，反垄断当局需厘清平台垄断中“马歇尔冲突"等多元矛盾与利益冲突，在多元价值目标中果断取舍，并以反垄断法、国家占有、价格管制、收益率管制等保障实现；而在效率目标下，反垄断规制可容许互联网寡头垄断，并以平均成本定价法约束其始终做“仁慈的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