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5日）下午，连日来引发轩然大波的“浙江修改英语高考分数"事件公布了最终调查结果：事件系属因决策严重错误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同时免去浙江省教育厅党委书记郭华巍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王玉庆的职务。

　　结果走向与此前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作出的解释大相径庭（参见“非常民生|浙江修改新高考英语分数后公平了吗"）。这也是继当地新高考试点以来，又一次因为规则的复杂而引发风波，上一次则是因考试“弃考物理"致全国瞩目（参见“浙江新高考“弃考物理"风波：教育厅辟谣能缓解考生恐慌吗"）。12月1日晚，浙江省政府宣布成立由省长袁家军任组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主任任振鹤任副组长，有关权威专家参与的省政府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

　　不同于其他省份，根据浙江新高考方案，浙江考生三年内可报考两次英语高考，取较高分，考试时间每年两次，一次在下半年与选考科目（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和通用技术7门科目中任选3门）同期进行，另一次则在6月与语文、数学高考同期进行。

　　“为保证不同次考试间试题难度相当，因此对难度较大的部分试题得分进行调整"是浙江省教育考试院11月27日给出的解释。但根据大量学生和家长的反映：一部分原本成绩优异的学生分数大打折扣，另一部分平时水平一般的考生却似得到了“神助攻"，分数遥遥领先。

　　关于试卷难度系数为何出现问题？加权赋分具体如何操作？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对此并未做进一步解释。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省纪委将对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王玉庆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浙江省纪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对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煜军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后续有待公布。

　　在浙江省政府新闻办5日下午召开发布会公布调查结果之后，浙江省教育厅党委副书记陈根芳代表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宣读致歉信。另据“浙江发布"，浙江省委当日任命陈根芳接替郭华巍，为浙江省教育厅党委书记。至发稿前，郭华巍的名字已经消失于浙江省教育厅的领导名单当中。

“英语改分"风波前后

　　一些关于“英语改分"的疑问随着调查结果的落地有了答案。

　　事件最初发酵于11月25日。不断有浙江考生质疑“高考英语倒加分"“考试成绩与日常成绩相差较大"，甚至有人爆出“有学生在倒加分后总分达到152分"的传言。令许多家长和专家顾虑的是，此次分数调整的规则始终不明。

　　根据调查结果，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在具体操作中，没有进行充分的技术论证，仅作模拟推演，导致不同考生同题加权赋分值存在差别。同时指出评分细则应在正式评卷前制定，而本次加权赋分是在正式评卷完成后进行的，不属于评分细则的范畴。

　　“规则既然定了，为什么不事先说明就改分？如果我们不做行动，是不是得不到解释了？这对得起孩子努力争取的分数吗？"事发后，一位杭州高三学生家长对财新记者说。他和他周围的高三学生家长一致反对考试院不经事前告知便“修改游戏规则"的行为。

　　财新记者从多位专家处了解到，为平衡多次测试的难度系数，调分是常规情形。“之所以加权赋分，是为了保证测试这把尺子的稳定，以保证测试本身的恒定与质量，保证公平。在一些语言水平测试中，经常需要根据分数正态分布原则做加权处理。"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财新记者说。据他了解，由教育部主管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就曾使用类似方式对分数进行调整。

　　那么此次试卷的阅读理解和语言运用题真的更难吗？调查披露，调查组组织评卷专家对这次英语科目试卷评卷过程和结果进行了严格核查，认为这次英语考试评卷的组织符合高考相关规定，阅卷评分是严格公正的，考生的原始得分合法有效。12月6日，11月浙江省英语科目考试原始得分将重新发布。

　　“赋分"对浙江考生来说并不陌生，此前仅用于选考科目的分数计算。为使35种组合的总分具有可比性，新高考方案设计了“等级赋分"模式，不按实际分数而是按排名进行评价。即为每一科目按实际排名高低划分出不同等级，按照等级赋予对应分数，等级分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

　　但英语本不在此列。调查结果也称，《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规定“语文、数学、外语每门150分，得分计入考生总成绩"。考后加权赋分改变了考试“得分"，不符合上述文件规定。同时披露，加权赋分的决策是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任在多数人持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违规通过和执行。

　　为此，浙江省政府也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免去郭华巍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委员职务，责令其辞去省教育厅厅长职务；免去王玉庆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委员职务，由省纪委对其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对省教育厅党委委员，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委员、院长孙恒予以诫勉；由省纪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对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煜军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新高考试出的又一问题？

　　“英语两考"是浙江新高考方案中一大亮点。包括打破高考次数的惟一性在内，其与降低高考分数比重、加强学生的学习的自主性，是新高考改革的关键内容。

　　新高考改革模式最早出自于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已于2014年在浙江和上海开始实施，后又有北京、天津、山东、海南成为第二批试点省市。按照教育部部署，2020年或将全面建立起新的高考改革制度，初步形成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模式。（参见“【封面报道】新高考再寻方向|特稿精选（封面报道）"）

　　但官方修改英语分数，四年来在浙江是第一次。调查还提到，11月高考英语考试结束后，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收到部分考生及家长关于本次考试难度偏大的反映，遂参照去年同期试题难度，对部分试题进行了加权赋分。“这是实行多次考试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是新高考改革试出的又一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分析。

　　有专家指出，之所以会有关于试题难度不均的质疑，也与多次考题库有限，标准化考试制度设计不完善有关。熊丙奇指出，浙江外语科目除了考两次外，还两年有效，要求前后4次外语考试难度一样，否则，多次考试就会引发考生和家长对难度变化的关注。对于考试部门来说，提高命题质量是关键，必须避免不同考试有难度差异。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浙江，试点已然四年，最初的彷徨和困惑却在放大，矛盾不时发生。过去的四年里，浙江新高考饱受选课偏向、走班无序和素质评价“空谈"等诟病，本来意图打破“唯分数论"和“一考定终身"的浙江样本，收效并不尽如人意。（参见“浙江`打补丁'"）

　　“英语改分"事件发生后，一些家长担忧本该公平统一的高考选拔会否失去公正性。在浙江的“前车之鉴"下，财新记者接触的几位北京高中学生家长也颇为忧虑。作为第二批试点省市之一，北京市首批“试水"新高考的学生刚刚高二，处于开展走班教学模式初期。

　　以走班为例，虽然其强调了考生个性化，但即便在教育投入并不低的浙江，仍难破解背后学校资源储备的差异。财新记者通过此前采访了解到，从新高考改革初期至今，因场地和师资力量受限而缩减学生可选组合的情况，在浙江的多数高中仍是常态。“基层学校确实面临客观难题，县里中学最为突出。"身为经济强省的浙江，教育系统有关负责人对财新记者并不讳言。

　　在新高考全国指导方案当中，也提到“现有师资、教室等教育资源面临严峻压力，需要相关部门配合解决"。但何为解决方案？改革推行已然四年，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相比原定时间表，新高考全面部署或将延迟。今年9月新学期伊始，原定今年启动高考改革、第三批试点中的安徽省宣布推迟行动，其他多个省份的新高考方案也迟迟未出台。

下一步怎么改

　　浙江新高考的下一步该如何进行？考试制度本身应当继续完善，规则透明，保障考评的科学和公平。有学者也指出，考试制度本身不应当过于复杂，以至于难以操作。（参见 “高考改革不应使选择高度复杂化"）

　　到目前为止，一位接近浙江教育系统的人士此前告诉财新记者，关于等级赋分和选课偏向等争议，决策者没有彻底根除问题的思路，能做的只能是打补丁：设定保障机制；引导学生选择物理化学；修正等级赋分的技术操作。

　　已出现的浙江方案应急措施有三个：2017年底，为应对“弃考物理"的可能，考试院设定6.5万物理人数保障机制，若选考人数低于6.5万，将以6.5万作基数按比例划定等级并赋分；同样在2017年底，考试院宣布从2017级学生起，选考时间不再提前至高二；2018年初，教育部制定《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允许高校专业同时设定多门选课要求，以倒逼高中学生选择物理。

　　据财新记者了解，下一个被调整的，或是饱受诟病的等级赋分制度。该制度旨在为选考不同科目的学生提供可比较的评分方法，但这套方法是否真正公平有效，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边新灿曾表示，他也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只要招生录取方式不改革，`唯分数论'的评价就永远无法改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组"专家杨东平对财新记者说。

　　在多次考试的同时，改革并未着力于多次招生。财新记者从决策参与者处了解到，方案在最后阶段放弃了一些本着力于招考分离的锐意改革之举，原因在于担忧高校权力滥用。熊丙奇也建议，如果更多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学生用考试成绩去申请大学，大学独立进行评价录取，而不是把一省所有考生进行排序投档录取，那多次考试将彻底缓解学生的焦虑。

　　“只有高考选拔标准这个指挥棒有了根本性改变，素质教育才能贯彻到日常生活当中。"浙江金华的一位高中政治老师对财新记者说。

　　目前，新高考改革意图扩大尝试范围的“三位一体"（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和高考成绩按一定比例合成综合成绩）正向多元评价迈出关键一步。财新记者了解到，各校“三位一体"比例由高校和地方试点共同协商并最终确定。但亦不乏专家担心这种基于文化、社会资本的评价，还需要考虑到现阶段城乡素质教育存在的巨大鸿沟。

　　遥望“招考分离"的希冀，改革尚有很长一段距离。

　　杨东平分析，关键在于高校自身的改革。他指出，招生的重大决策，应交给由教授组成的招生委员会，改变国内大学由招生办公室全盘操作的局面。内部制衡的同时，强化外部的社会监督，包括向家长公开招考过程，录取环节向媒体、家长开放。在学者们看来，综合评价招生模式的探索，在多元评价迈出第一步后，更需要高校去行政化、招生去行政化的相应配套制度予以保障，未来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