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加强自主创新，集中力量攻克科技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成为我国自上而下的共识。科技创新面临着投入大、风险大、回报周期长等问题，从开始研发到产出成果、上市推广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金融的参与。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对资金的融通配置，既能为科技创新活动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养分”，又能利用金融工具转移和分散创新风险。尤其是匹配科技创新的高质量金融服务体系，更是科技创新的强大“助推剂”。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双碳”目标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也对金融践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为资本市场对接“双碳”目标，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带来重要机遇。证券机构要牢牢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充分发挥以金融手段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强化市场价格发现等功能，肩负起促进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引导更多资金流入绿色产业，以更广的服务范围、更高的服务效率、更优的服务质量，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重，绿色低碳可持续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我国提出要二氧化碳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提出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运用SWOT分析方法，分别从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遇（opportunity）和挑战（threat）四个方面对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的发展进行客观分析，以期绿色金融发展更好地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合作金融与信用互助只字未提，再次表明政策层面对合作金融的谨慎态度，与社会各界要求立法、要求政策支持合作金融和农民信用互助的呼声与期盼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大家能放下情绪上的争吵，回归理性的思考，揭示中国合作金融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和认知障碍，积极把握好中国合作金融发展的历史机遇。

据世界信用合作社理事会（WOCCU）统计资料，全球的信用合作社机构数量从1995年3.7万多家增加到2020年8.6万多家，机构社员数量从1995年8654万人增加到2020年3.75亿人。2020年全球设有信用合作社的国家或地区达到118个，对成年人的覆盖率总体达到12.18%。其中，美国15～64岁的经济活动人口中信用合作社成员占到58.69%。据欧洲合作银行协会（EACB）的信息，该协会所属的27个成员国家或地区的合作银行，目前拥有2700家地方性银行、42000个网点以及8700万个会员，服务客户2.23亿人，在欧洲的平均市场份额约为20%。合作银行与储蓄银行、商业银行共同构成了欧洲银行体系的三大支柱。可见，合作金融应该成为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省创新推出金融顾问制度，由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股权投资机构、相关行业协会等单位委派专业人士，由浙江省金融顾问服务联合会（下简称“金服会”）聘任为金融顾问，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金融规划、投融资、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法律与财务等咨询服务。金融顾问制度坚持公益属性主导，旨在实现金融从以牌照为中心的专业服务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综合服务转变，实现金融专业人士从“打猎”方式向“种田”方式转变，走进真正需要服务的企业，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浙江实践和样板。

金融与科技的有效融合，可以更好探索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新途径，健全和完善金融科技服务体系，推动绿色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不断强化金融领域技术应用的相关政策措施及风险防控监管条例，从技术、业务和主体多方面细化相关政策制度规定，深化科技应用支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国内持续加强金融科技顶层设计，推动实现科技与金融互通共融；另一方面，金融数据保护也成为监管重点方向，央行推动金融数据安全标准制定，强化对金融机构数据安全能力的第三方风险评估和漏洞检测。本文梳理了国内“金融+科技”相关政策，从科技赋能绿色金融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国内科技助力绿色金融发展的实践应用，指出地方政府、金融行业和科技企业当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当前，全球车用操作系统发展如火如荼，我国车用操作系统起步较晚，总体上还处于跟随状态，在操作系统内核等方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优势。但随着我国企业的不断努力，我国在智能驾驶系统等领域与国外差距已经逐步缩小。在以新能源汽车为标志的上半场汽车产业革命中，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但真正决定胜负的是以智能网联汽车为标志的下半场竞争，这其中车用操作系统将发挥重要作用。加快车用操作系统布局，力争在未来的国际产业竞争中保持我国的领先地位，将是汽车行业未来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步，建立LPR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成为健全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根据国际经验，结合我国LPR制度前期运行中暴露的问题，我国在正式建立LPR制度时对制度进行了优化，不仅确定了LPR在贷款利率中的基准地位，和在MLF利率基础上加点报价的利率定价方式，还将全国性银行贷款利率与LPR之间的点差，FTP运用LPR的情况等纳入MPA考核，增加对于银行定价行为的约束。所以目前来看，我国已经建立的“MLF利率-LPR报价利率-实际贷款利率”的贷款利率传导路径相对通畅，传导效果好转。但是，我们实行的定价方法锚定政策利率MLF，并存在银行定价方式不透明的情况，目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情况。但随着金融开放程度不断加强，利率市场化程度继续加深，LPR制度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许还需要更为灵敏的贷款利率锚，以满足在直接融资市场有优势的大型企业的贷款融资需求。此外，还需注意存款利率确定机制对于LPR定价和传导的影响。

作为住房租赁的细分领域，“十一五”以来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无论是从资金来源还是土地供应等保障程度方面明显提升。“十四五”开局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稳定，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是我国未来房地产发展的重大民生工程，初步形成了多主体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良好态势。政策护航下保障性住房建设不但改善了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环境，也推动了城镇化发展，对商品房价格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展望未来，虽然疫情的不确定性仍将会阶段性影响保障性租赁住房企业的生存环境，但行业长期向好向稳发展态势不会变。“租购并举”的长效机制将逐步得到完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或将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