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出境有助于充分挖掘数据价值、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之伴随的数据安全问题可能给国家安全、企业利益和个人隐私等带来巨大风险。数据出境通常被理解为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安全技术的进步使数据出境的形式将变得多样，其他形式数据出境也能达到相同的数据利用效果。在解读当前数据出境安全相关法规的基础上，从数据利用的视角分析当前数据出境及出境安全面临的困难，可以为保障数据出境安全和促进数据跨境合作提供建议参考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明确要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需要新的基础制度体系来配套运用。当前，我们在数据确权、隐私保护、安全治理等方面仍有待探索。

近年来，电磁空间已经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维空间。随着空间电磁环境日益复杂，各种无线电发射设备相互干扰的风险不断加大，对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无线电安全保障体系，对于保障无线电业务安全有序开展，维护良好的电波秩序十分重要，需要做好相关战略设计。

跨国公司涉及跨境数据治理的场景主要由业务模式、集中经营和合规监管等三大动因形成，并面临数据治理规则碎片化、模糊不定的安全例外、制度设计与实践背离以及全球化与本地化困境等四方面的治理挑战。跨国公司应从积极重构跨国公司全球化数据合规体系，加强跨境数据治理的本地化合规投入，加强数据治理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应用，加强与主管部门的沟通交流与实践分享等方面，应对跨境数据治理的挑战。

数据出境安全问题对数字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影响日益突出。各大经济体和重要国际组织出于不同的数字经济地位、私权重视程度和地缘战略利益等考量，对数据出境安全持有不同态度并设计了多类型治理方式。梳理和比较全球不同治理模式和规制方案，发现数据主权、隐私保护、国际规则等多重因素影响，总结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优化对各种类型问题的策略方法，针对性提出我国兼顾数据出境安全可控、支持跨境数据流动发展的方案借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网络、数据、算力、算法是政府开展数字技术应用的基础性要素资源。网络规则和数据规则建设起步较早，在近两年数字政府中不断推进完善，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制度规则体系。算力规则方面，我国已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启动“东数西算”工程，支撑政府开展算力资源整合和一体化调度。相比之下，算法在行政管理中的规则建设还未起步。尽管国家已经出台《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算法治理专项制度，但内容主要面向提供社会服务的互联网企业，未涉及行政管理工作的专项规范。

文章从数据中心运维管理角度出发，依据当下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运维管理策略，以期使得运维管理的整体质量有大幅提升，如此一来，大数据具有的价值就可真正得到展现，并可促使企业加快前行的脚步。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国家经济运行的神经中枢，在俄乌冲突的网络战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锁定为网络攻击的重点。电信行业网络设施本身既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同时又为其他行业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提供网络通信和信息服务，是网络安全保障的重中之重。从电信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成全球关注重点出发，关注我国电信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健全标准规范、加强体系建设、强化产业支撑等建议，供参考。

最近国内外推出许多区块链平台，包括开源软件，但是实际上平台的开发还是困难重重。平台的关键问题是要满足现代服务业可信交易所必须的交易性和可监管性，由于一些系统的设计初衷就是逃避监管或是采取中心化方式，这样的设计很难在现代交易系统中使用。首先分析可信交易对区块链系统的应用模式提出的挑战，然后从新型区块链分布式技术架构、智能合约服务、监管模型等方面，提出可信交易区块链平台设计与实现的核心关键问题是要从系统工程角度出发，平衡系统的“交易+共识+监管+安全智能合约”多维度特性。

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既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运行条件和体制机制，也对传统经济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只有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才能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就涉及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2022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再次提出：“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四大挑战，迫切需要聚焦研究六个重大理论问题，着重解决十个重点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