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乡村工业的历史延续与发展的角度，梳理乡村工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以及影响乡村工业延续与发展的因素。本文指出，中国的乡村工业始终保持着一个变动发展的形态，其不断演化与发展的历程使其能够不断适应国际和时代发展的双重要求，不断融合外部的、现代的要素，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乡村工业的韧性体现了我国农村的“内生型”发展逻辑，而乡村工业的历史延续与发展，塑造了小农经济特殊的演化路径。

回顾历史与审视现实，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衡量国家金融发展状况和农村经济结构的重要考核指标，理应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起点。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并没有促进相应的农民收入增长，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乡收入差距凸显的奇特现象，它们共同质疑当前关于金融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前提和条件的假设。而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在不同阶段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各不相同，我们不禁要问：农民收入增减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否具有对称性？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加的关系是否一成不变？这些都与中国解决农村金融发展的迫切性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持续性十分不相称。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宏观领域的视角，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非线性STR模型，对中国1980～2010年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内在依从关系进行研究，旨在从数量层面揭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

近日，英国石油公司发布《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英文版。该报告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成为世界能源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2020年，全球能源消费量较上一年下降4.5%，这也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降幅。能源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石油需求空前减少，全球各地为控制疫情的传播，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导致与运输相关的能源需求锐减。石油消费量的下降约占能源需求下降总量的四分之三。得益于中国的持续强劲增长，天然气消费表现出了更大的弹性。2020年能源市场虽然出现了一些混乱，但以风能、太阳能为首的可再生能源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太阳能和风能的装机容量共增加了238吉瓦，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新增装机容量。同时，风能和太阳能电力在全球电力结构中的占比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大增幅。

RCEP覆盖东亚生产网络。RCEP的签署将结束东亚长期处于“活跃的区域内贸易、成熟的生产网络”与“整体性经济性合作制度安排的长期缺失”的不平衡状态，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制度保障，降低由于制度缺失而引致的贸易、投资的不通畅造成的高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区域内贸易与投资，优化区域内的产业分工、生产网络、产业链与价值链，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支持区域内各国经济的增长。

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展现出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任用对伊强硬的人士，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遏制伊朗的地区军事影响力，鼓动伊朗国内的反政府势力。特朗普政府制定敌视伊朗的政策既有特朗普总统本人反伊朗立场的作用，也受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更与当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息息相关。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未来可能引发伊朗国内政治社会的动荡，继续恶化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局势，冲击现有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扩大美欧间的外交分歧，增加美伊两国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概率。

冈千仞始一直努力引介域外大势的观念，对西史东传颇有引导之功。现存冈氏译著保留了他独到的译述原则与历史评价。另外，冈氏来华前完稿的《米利坚志》与《法兰西志》，也被明治与晚清不少士人阅读，后者通过题序作跋、品评批点、重新刊印，乃至著书立说等形式反映自己对于新知识、新理念的接纳、理解和反馈，同时这些文字展示了读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与知识框架，以及冈氏译著带给他们的思想冲击与知识转型的可能。

本文介绍了日本在东亚朝贡册封体系中自我意识的变化和对其在该体系中地位的认知。

中国与东盟在安全领域，尤其是环境安全、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合作，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深化。然而，中国与东盟在网络安全治理领域的合作却严重滞后。一方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的网络安全威胁及治理理念的契合等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网络安全治理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合作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美国在东亚建立的网络同盟及网络实力方面的差异等。未来中国与东盟应该加强在网络安全治理层面的合作，在现有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双边网络安全对话机制，由对话走向行动，通过合作共建区域性的网络安全组织，加强在网络安全治理方面的事务性合作，提升地区网络安全威胁应对的整体水平。

国际移民，尤其是非正规移民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具体表现为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生态环境恶化的威胁以及经济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的跨国性、复杂性、发散性等特点决定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在应对移民问题上采取了研究性治理、规范性治理和实践性治理三大方式，初步构建了全球移民治理的国际组织治理架构。由于授权有限、资源不足等条件的制约，以及移民问题的高度复杂性、敏感性，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移民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7月20日发布《2021年亚洲发展展望》增刊，小幅上调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预期。亚行还将本地区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5.3%上调至5.4%，显示今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经济遭受的疫情不利影响有可能被亚洲其他经济体复苏增长势头所抵消。亚行同时上调了本年度地区通胀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