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指出，资本下乡的合法性在于政府希望利用工商资本的资源禀赋优势调整资源配置格局，打破农村生产要素匮乏的结构性困境，以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乡村治理环境；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资本下乡并没有使“三农”发展步入良性运行轨道，它的逐利本性和运作逻辑决定它进入农业但并不关心农业。本文认为，工商资本的行动逻辑根本上是外在于农村的一种组织力量，侵入农村后形成资本霸权，建构起具有排斥功能的经营结构，农村场域结构转型，农民被排斥出村庄，农业被异化为资本逐利的手段，村庄治理环境恶化，“三农”问题在遭遇资本下乡后愈加复杂。

本文重点关注外来资本如何吸纳乡村非正式权威———乡村社会暴力与其权力结盟的过程，资本与乡村社会正式权威的互动如何使其成为资本的“代理人”的，透过这个权力运作过程，展现外来资本是如何步步深入乡村社会并与农民达成意向。本文认为，资本下乡把乡村灰色暴力和村庄正式权威结合在一起，增加了村庄正式权威的政治风险，即村级组织的代理人角色可能会逐步消解村庄权威的合法性和公共性。

本文认为，我国农地制度的安排遵循农民生存伦理的“道义经济”原则，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虽然不同类型农户对土地的需求产生了差异，但土地仍承担农民生存保障的道义功能。在此基础上，农户之间分散的自发性土地流转体现出道义经济的互惠原则。土地流转中的“自己人”逻辑和“礼俗”性地租，既能够减少土地流转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能够促进村庄中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家庭生计的改善。而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引入，以市场机制替代了自发性土地流转的互惠机制，消解了土地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功能，对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的家庭生计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本文指出，随着农村青年人口向城市流动速度的加快，土地细碎化引发的耕种困境将越发严重，被抛荒的零碎土地也会越来越多，这将为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埋下隐患，因而，无论是从农技推广、降低耕种成本，还是从长远的农业发展、粮食安全方面考虑，土地细碎化治理都是摆在国家和农民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文重点展示了地方政府产权改革试验工作的项目进度、措施及难题，肯定了确权工作的国家、社会、个体及公共管理四个层面的积极意义，重点讨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大规模流转两项工作的限度及其可能带来的政治社会风险，希望为政府慎重稳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提供政策依据。

本文从粮食安全视角出发，分析了农业经营中的问题。本文指出，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已成为农业变革的主导途径，而就在各地纷纷开展土地流转探索之时，以小农家庭经营为主体的中国粮食生产仍然稳创新高，取得了产量“九连增”的成绩，这一“悖论现象”应当引发更多的思考，那就是小农经营是否为低效率的因而难以保障粮食安全，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大户经营能否保障粮食安全。

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法，通过剖析当前农地规模经营的多元实践来考察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过程中，多元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和相互间复杂的关联机制，将农地规模经营区分为农业生产领域规模经营与农业服务领域规模经营两种模式，运用伯恩斯坦四大关键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来分别研究农业生产领域规模经营和农业服务领域规模经营的社会影响，回应农村社会阶层结构重塑的社会学命题，为当前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治理提供参考。

本文立足于安徽省吴村中农经济的微观经验，意在探寻我国小规模农业的发展前景及其可能。本文指出，在中农经济兴起于农业商品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背景下，村庄内部土地流转的互惠体系、小规模的资本积累以及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成为中农经济的基本特征；而中农经济所体现的农业发展逻辑，不同于主流理论所预期的资本主义农业取代小农家庭经营的发展模式，而是类似于黄宗智所预期的新农业结构下小农经济的纵向一体化发展。

本文基于Ｔ镇的经验发现地方政府在当前农业转型引导中扮演的角色，详细揭示了政府干预下的农业变迁，具体描述了农业转型中家庭农业的分化机制，以及乡村生产领域的农利再分配中偏向资本下乡的企业和少数农村精英的现状。本文认为，虽然地方政府农业政策的调整催生了一批有活力的家庭农场主，但是在深刻认识当前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家庭农场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不能不重视家庭农场主群体的内在分化，也不能忽视部分家庭农业被涉农企业控制、压榨的社会现实。因此，本文指出，如何调整农地流转过程的农利归属应是今后解决“三农问题”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运输结构调整是推进煤炭等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交通运输行业绿色发展，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任务。目前，国家提出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已经收官，本文阐述了铁路运输结构调整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铁路货运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铁路货运行业发展策略，对提升铁路运输的整体竞争力量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