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结合权威统计数据分析了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的必要性并阐述了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的主要特征，在该基础上，总结了数据汇集、处理、传输、储存4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要点，并提出了把握大数据创新的基础设施基本特性、明确企业的主力地位、借助全球基础设施3个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思路，以期促进我国互联网大数据创新活动的高效开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各国必争的新产业高地，也是我国畅通内循环、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改变，也对传统经济理论、生产组织和市场组织、市场监管体系乃至社会治理形态带来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冲击。实践在呼唤理论界加快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步伐。为推动广东经济理论发展，更好服务于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需求，本刊近期召开了新发展格局与数字经济理论座谈会，来自广州市人大的领导、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以及华南师大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各述所见，观点鲜明、论述严谨。现将几位专家的发言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人工智能在迈向产业化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但同时也会引发风险危机和治理挑战，给创新生态系统稳健发展带来极大隐患，亟需对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治理进行深入探讨。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风险治理议题，根据风险诱发属性，将其归结为内生性风险（数据风险、算法风险）和外生性风险（算法歧视、算法滥用），并围绕治理主体、治理原则和治理路径3个方面建立风险治理体系，系统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治理主体构成以及形成的多层次群落结构，分析和归纳出风险治理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并详细揭示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的具体治理路径，旨在为降低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风险，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升级提供理论指导和有益启示。

在社会创新领域，社会企业往往起着对公共行政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补充的作用。通过研究社会企业发展与社会创新的关系，本文发现，基于社会创新视角寻求解决中国社会企业发展问题的最优路径，是社会企业多元发展的动因，也是促使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会治理主体的有力载体。社会企业的发轫，重塑了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资源配置，打破了营利与非营利企业间的樊篱，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社会企业以公共价值为取向，为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促进公民参与，实现社会多元融合。

社会企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息息相关。在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脱离市民社会规律的本质问题形成实践性对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这一概念逐渐被确立下来，社会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本研究发现，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及地区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培育出更多社会企业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等多种社会问题。此外，在社会需求的不断复杂化、多样化的背景下，社会企业的蓬勃发展让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参与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社会服务、公共领域、社会治理以及作为新发展动力的社会创新，并逐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的主体。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体，共享经验，建立共同原则。这不仅有利于各国社会经济的成熟和社会企业影响力的扩大，还对地区合作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基于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系统阐述数据中台的建设导向，明确各方需求，分析数据中台建设的关键环节，并重点说明了如何在数据中台建设过程中消除数据孤岛，推动数据服务化进程。

北京是全国最早在市委文件中提出鼓励社会企业发展的城市。2010年以来，官方智库研究引路、党委政府认可支持、枢纽组织协同落实、社会企业与各方支持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企业发展“北京模式”逐步形成。社会企业及社会企业家群体逐渐显现，并已成为服务民生需求、参与社会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支精锐力量。其创新性和影响力覆盖全市、辐射全国、走向世界。面对社会企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和疫情防控挑战，北京市应化危为机，乘势而上，从完善宏观政策、加强主管部门统筹、建立分行业扶持体系、加大研究宣传力度等方面为社会企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有限公司是成都市首家社区社会企业。其致力于运用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合作，吸引社会资源投入社区服务、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填补社区服务空白，实现公益性与营利性共存。在发展过程中，公司逐步探索出自身的商业模式，并走出了以社区治理为支撑、以党建为引领的独特发展道路。但公司经营也存在财务平衡脆弱、发展难以持续与定位模糊等发展隐忧。

本研究通过对食话在公司运营模式设计（社会问题和产品设计）、运作经验总结（产品研发方式、人力资源体系、组织结构和公共关系体系）以及取得的成绩、面对的问题和未来计划方向的全方位解析，深度理解中国社会企业的缘起、发展和创新过程，为社会企业的创生提供素材。

杭州市作为江浙地区的经济中心，拥有适合企业发展的商业土壤，培育了阿里巴巴、网易、吉利汽车等企业，民间慈善文化氛围较为浓厚。在这样一个商业和慈善均较为发达的城市里，倡导运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却发展得较为缓慢。本研究发现，杭州市社会企业的自发力量较为充足。通过与特有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相结合，杭州市社会企业另辟蹊径，成为国内社会企业中一支富有新时代特色的队伍。但同时，杭州市也面临着社会企业认证成效不佳、身份认同模糊、使命容易漂移、发展差异悬殊、扶持政策缺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