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处于地质地貌、小气候复杂多样的典型山地系统，依托瑰丽的自然山水、多彩的民族风情、厚重的历史文化等资源所形成的旅游地兼具自然、社会等多重属性。经20余年发展，旅游业已成为贵州山地经济系统中的支撑产业，逐渐发展为全国旅游第一层级热点区域[1]。据《贵州统计年鉴》[2]统计结果，旅游总收入从1996年的11.70亿元到2018年的9471.03亿元，其间增长了800多倍，远高于地区GDP增速。在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旅游地是否存在某些特殊的分布格局、以及是受何种因素影响和驱动，是值得深究的学术问题，在贵州“十四五"“旅游产业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地作为一种因地理环境差异性、资源互补性而形成的特殊社会文化空间载体，是某一地域空间范围内，通过地貌形态、气候气象、地域文化等元素所表征的特定地理单元[3，4]。早期研究偏向于利用资源禀赋、空间区位等旅游地自身属性为切入视角[5]，阐明旅游地空间格局由“单中心经过多中心走向网络化"过程[6]；现在研究更关注经济、社会的综合性要素进而分析旅游地空间节点、轴线及组团的结构演化过程和趋势[7～9]。在研究尺度上，全国主要从出入境旅游流、国内旅游流、旅游产业集群、旅游空间效率结构等视角分析全国旅游经济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1，10～12]，以旅游地为切入点开展的空间格局研究不多，朱竑等以全国A级旅游地为视角开展了该方向的研究并探讨旅游地与人口分布、地形地势间的相关性[4]；省域以及地区尺度上，国内的学者对北京[13]、辽宁[14]、山东[15，16]、安徽[17]、浙江[18，19]、江苏[20，21]、江西[22]以及云南[23，24]、四川[25]、海南[26]、京津冀[27]、珠三角[28]、桂林-漓江-阳朔[29]、东北三省[30]等地的旅游景区（点）和旅游经济开展了旅游空间格局、结构演化、旅游经济质量演变等相关研究，但在不同地质地貌等自然属性条件下开展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深度还不够或没有涉足，未能全面深刻地揭示其分布规律；另外，针对西南地区的省域尺度研究甚少，黄晓园等开展了云南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的演变分析[24]，史春云等分析了四川省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形成机理与演变过程[25]，刘康等分析了贵州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与演进状态[31]，该区域在学术界仍未得以足够重视，与其丰富的旅游资源禀赋程度极不相称。

旅游地产生、发展和演化并非是随机和静止的，而是按照一定空间展布的，受区域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等多重外因以及游客数量、开发程度等自身变量共同影响和驱动，体现为旅游地与周边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和组织形式，是处于不断演变和优化的过程[32，33]，是旅游活动作用于地理空间上的综合反映[1，13，20，26，27，29，34，35]。在揭示旅游地形成的驱动机制上，以往的文献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但是利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开展自然、社会、经济等相关因素是如何影响的、其影响程度如何等学术问题的探讨尚且缺乏，而且涉及影响旅游地空间格局的地质、地貌等自然因素的分析则更是少见。

为此，本文基于贵州1990年、2000年、2010年、2018年4个时间截面的旅游地空间数据，尝试从全省尺度开展旅游地格局演化及其驱动力研究，以期对西南地区的旅游地格局研究提供参考和有益补充。另外，贵州当前正面临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跨越的关键时期，亦希望为“旅游产业化"发展提供一定理论指导。

1 数据来源及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以贵州2018年已开发的849个旅游地为研究对象，数据从省级行业部门及县级行政单位等公布的相关信息中提取（http：//whhly.guizhou.gov.cn/）。通过百度地图搜索功能获得旅游地的空间坐标信息，并进行相关转换和投影。与全省1：50万的DEM数据（http：//www.karstdata.cn/）进行空间叠加，提取对应的海拔高程，构建省域旅游地空间数据库，其属性包括旅游地所属行政区域、地理空间坐标、建立或开放时间、资源类型、海拔高程等信息。

1.2 研究方法

文中主要应用平均最邻近分析[36]、泰森多边形[37～39]、核密度分析[40]、空间过程和机理分析[41]（图1）以及地理探测器[42]等方法开展了旅游地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

2 结果与分析

2.1 旅游地空间格局及演化分析

1）旅游地最邻近分析。以全省4个时间节点的旅游地数量为研究对象，根据ArcGIS软件的最邻近分析模型进行测算，得出1990—2018年4个时间节点的旅游地最邻近指数R分别为0.76、0.67、0.63、0.62，均小于1且数值逐渐变小，表明旅游地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空间分布均表现为聚集态势。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旅游产业的健康持续推进，旅游开发点或区域逐渐扩展，各年份可观测平均距离和期望平均距离不断缩小，聚集效应得到进一步增强。

2）旅游地泰森多边形及核密度分析。基于ArcGIS的旅游地泰森多边形统计，获得不同时期变异系数（表1）；结合Duyckaerts研究成果[43]，贵州在4个时期内的旅游地均为集群分布状态（表1、图2）。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相关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旅游地的点、团分布逐渐向片、带、集群分布转变：1990年旅游活动主要集中分布于以贵阳、安顺和凯里为核心的区域，旅游地的空间关联程度不够，旅游业态以观光型为主；2000年贵阳、安顺、凯里为中心的区域集聚程度进一步得到了增强，遵义、黔西南、黔南、铜仁以及以织金洞为核心的区域旅游地聚集状态得到了不同程度强化，六盘水、毕节表现不明显；2010年全省旅游地点团聚集程度进一步增强，黔西南、黔南、黔东南、铜仁以及遵义地区旅游地扩展的片状特征显著，并与省会城市贵阳实现了空间连接；2018年全省旅游资源开发能效得到进一步释放，作为旅游地关键节点的各地级州（市）行政中心不断按交通空间组织方式将周边主要旅游目的地进行空间连接和整合，逐渐形成了以省会城市贵阳为中心的集群分布，总体呈东北向西南延展状态；另外，在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地、中国南方喀斯特贵州荔波世界自然遗产地及其周围亦表现出局部热点特征。

3）旅游重心演化分析。以2003—2018年各地级州沛）旅游客流量和旅游收入数据为基础，通过ArcGIS重心模型分别获取不同年份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重心及其经纬度信息。结果表明：①2003—2018年贵州省旅游客流量重心纬向变化为0°19′（图3a），总体向南发生空间位移，呈现2003—2008年荔波成功申遗致使整体南移、2008—2010年“爽爽的贵阳"品牌驱动北移、2010—2015年处于相对均衡状态、2015—2016年东南部少数民族文化休闲体验游使重心急剧南移、2016—2018年“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品牌的整体引导下重心北移的5个变化阶段；②2003—2018年全省旅游客流量重心经向变化为0°34′（图3a），其整体大于纬度移动空间，总体向西发生空间位移，表现为2003—2005年缓慢向西移动、2005—2015年呈“东挺西进"的振荡状态、2015—2016年因交通进一步优化和织金洞世界地质公园成功申报以及国际山地户外运动等重要事件出现较大的“西进"位移、2016—2018年表现向东“挺进"的4个变化阶段；③2003—2018年贵州省旅游收入重心纬向变化为0°23′（图3b），与旅游客流量重心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总体向南部位移，其中2014—2015年其重心发生较大南移，大于其他时期；④2003—2018年贵州省旅游收入重心经向变化为0°40′（图3b），总体向西发生空间位移，其变化趋势与旅游客流量重心大致相同，但内部结构变化要比前者剧烈得多。

2.2 旅游地在不同条件因子下的空间分布

1）旅游地在不同海拔高程上的空间分布。通过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海拔高程分布的偏度系数为0.722、峰度系数为0.987，全省旅游地在海拔高程垂向上表现为近似正态分布（图4），呈“纺锤"状态。旅游地分布的海拔高程大致有3个相对集中的范围：①海拔高程800～1300 m的旅游地分布最多，占总量的49.35%，多处于贵阳-安顺一带的喀斯特高原面上，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较好的经济条件，使区域旅游资源得以优先开发，旅游地分布广泛；②海拔高程400～800 m旅游地数量较多，占总量的27.21%，多处于云贵高原向广西、湖南以及重庆、四川等周边区域延伸的斜坡地带，地表破碎度较高，开发难度大，区域旅游地衍生和扩张受到一定影响；③海拔高程1300～1900 m的旅游地数量分布相对较多，占总量的17.20%，其自然生态景观、奇峰异石、山涧瀑布等资源类型均有分布，但区域资源开发程度不高，与其旅游资源先天富集反差很大。

2）旅游地在河流沟谷周边的空间分布。为进一步验证河流沟谷附近区域是否存在较为丰富的旅游地分布，本文采用全省1：50万DEM图提取沟谷数据，针对喀斯特地区和非喀斯特地区分别开展河流沟谷0.5、1、1.5 km缓冲区构建，通过叠加全省849个旅游地空间数据，获得喀斯特区和非喀斯特区沟谷分别与旅游地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结果表明，在喀斯特区，河流沟谷0.5、1、1.5 km缓冲区上分布的旅游地数量分别为316、547、641个；非喀斯特区，河流沟谷0.5、1、1.5 km缓冲区上分布的旅游地数量分别为247、368、502个。由上可知，1.5 km的缓冲区范围内分布了全省60%～70%左右的旅游地资源，是旅游地空间分布的主要控制区；空间上沿河沿江分布特征明显（图5a），多表现为以河流为轴线的近似对称分布[4]。

3）旅游地在不同岩性上的空间分布。贵州岩性主要有碳酸盐岩和碎屑岩两大类型，其碳酸盐岩是区内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地质背景，自然营力塑造的奇特喀斯特景观赖此而发生和发展[44]。本文利用ArcGIS对全省1：50万岩性图上的旅游地进行提取。结果表明，旅游地在碳酸盐岩、碎屑岩两大岩性上均有分布（图5b），其中碳酸盐岩上的个数为573个，单位面积分布密度为0.53个/100 km2；碎屑岩上旅游地数相对较少，为276个，单位面积分布密度为0.41个/100 km2。碳酸盐岩上主要分布的自然景点为300个、人文景点273个，且多集中于奇峰、峡谷、瀑布、溶洞等自然资源景点类型；碎屑岩类上分布的自然景点120个，人文景点156个，该区域上旅游地人文属性多于自然属性，主要原因是碎屑岩类地区地表起伏相对和缓，更适合人类居住与生产活动，遗留的人文遗迹景观较多，如传统村落、梯田等。碳酸盐岩类上的旅游地多构成自然资源类旅游地，而碎屑岩类区域则多表现为人文旅游地特别是类型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聚集的旅游地分布。海拔高程垂向分布海拔高程正态分布

4）旅游地在地质构造中的空间分布。以1：50万贵州地质图为基础，提取全省断层线13852条，分别构建1～5 km的缓冲区，并与全省849个旅游地空间数据进行叠加分析，获取各缓冲区旅游地数据。结果表明，距断层线1～5 km区域范围内分布365～769个旅游地，占比42.94%～90.47%；在断层线缓冲区5 km范围内分布有90%左右的旅游地；全省旅游地主要呈东北-西南向延展，与断层线的东北-西南向分布基本吻合（图5c），进一步说明全省旅游地特别是自然资源景点分布是受地质构造强烈影响和控制的。如黔东南南加、高开等地受逆冲断裂带影响形成大小不一的飞来峰等地质旅游景观[45]；黔中开阳香火岩峡谷主要基于几条断层穿插其间，且强烈发育，造就了该区域地质景观的丰富多样性；由断层控制形成的长18km的喀斯特地下河管道构成了六枝特区可布瀑布群重要的地质景观；剑河温泉、思州温泉、七佰温泉等天然温泉受断裂带控制而流于地表[46]；黔东南两汪河、牛角山、老山界、十六丈洞、金山溶洞等旅游地沿NNE向和NEE向断层线所交织成的菱形块体一侧或多侧分布；西南部北盘江、南盘江流域断层多以NW向为主，形成了大型箱形峡谷以及局部特征明显的褶皱构造景观。

5）旅游地在不同地层上的空间分布。不同地层所含的特殊岩石矿物组分是地貌形成、演化以及自然景观产生的物质基础。贵州地层分布齐全，由前震旦系到第四系均有分布。根据2018年贵州旅游地与不同地层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可知，除第三系地层暂无旅游地分布外，其余地层均有分布。三叠系、寒武系以及二叠系地层上分布的旅游地数量最多，其累计占比61.84%，这些地层在贵州广泛分布，发育相对完整且集中连片、地貌景观纷繁复杂、形态多样。

6）旅游地在不同交通路网条件下的空间分布。从贵州旅游地空间格局演变上来看，多呈沿省道、国道向高速路网等区域聚集的趋势（图5d）。为便于分析旅游地在公路系统中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构建了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以及这3种道路的组合类型缓冲区。结果表明，4种道路系统在1.50km缓冲区范围内分布了总旅游地的25.80%，24.03%，63.02%，81.98%，可以看出旅游地在空间分布上以省道周边为主，3种道路的组合类型控制了全省80%以上的旅游地数量，构成了贵州省域内旅游流输送的主体。

2.3 旅游地形成的驱动力分析

1）旅游地形成的单一驱动因子分析。研究选取了14项单一因子进行驱动力探测分析，各因子对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影响权重如下：距河流沟谷距离（q=0.523）＞距县级行政中心距离（q=0.319）＞距高速公路直线距离（q=0.308）＞陆上交通路网密度（q=0.305）＞高速公路路网密度（q=0.297）＞距断层线距离（q=0.252）＞河流沟谷密度（q=0.210）＞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q=0.141）＞城镇化率（q=0.137）＞断层线密度（q=0.128）＞县级GDP水平密度（q=0.021）＞海拔高程（q=0.020）＞地层类型（q=0.016）＞岩性类别（q=0.012）。由此表明贵州旅游地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受距河流沟谷距离、距县级行政中心距离、距高速公路直线距离、陆上交通路网密度、高速公路路网密度、断层线距离、河流沟谷密度等7项因子驱动，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城镇化率和断层线密度等3项因子对旅游地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影响，而县级GDP水平密度、海拔高程、地层类型、岩性类别等4项因子影响较小。

2）旅游地形成与分布的因子组合驱动力分析。为更深入地探讨旅游地分布的综合限制因子组合类型及其影响程度，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中交互式探测模块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对全省旅游地空间分布影响较大的交互式驱动因子分别是：距高速公路直线距离∩高速公路路网密度（q=0.74）、距河流沟谷距离∩河流沟谷密度（q=0.71）、距高速公路直线距离∩距河流沟谷距离（q=0.69）、距高速公路直线距离∩陆上交通路网密度（q=0.69）、距河流沟谷距离∩断层线密度（q=0.66）、距河流沟谷距离∩陆上交通路网密度（q=0.65）、距河流沟谷距离∩高速公路路网密度（q=0.64）、距河流沟谷距离∩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q=0.64）、陆上交通路网密度∩距县级行政中心距离（q=0.63）、距河流沟谷距离∩城镇化率（q=0.63）、距河流沟谷距离∩距断层线距离（q=0.62）、距河流沟谷距离∩距县级行政中心距离（q=0.62）、高速公路路网密度∩距县级行政中心距离（q=0.61）。

结合单因子探测和交互式探测结果，可明显看出，距河流沟谷距离、陆上交通路网密度、距高速公路直线距离、距县级行政中心距离4个驱动因子在单因子以及交互式因子的驱动上，其q值普遍大于其他单因子或交互组合因子；距高速公路直线距离与高速公路路网密度的交互探测结果其值最大为0.74，以及距河流沟谷距离与沟谷密度探测结果亦为较大值0.71，表明贵州山区交通设施特别是高速公路路网和里程的增加及其结构进一步优化，加之河流沟谷周边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性和临水临谷的地址选择是影响旅游地空间分布的首要因素。距离县级行政中心的里程长度决定了旅游地形成所需物质能量的供给效率，是旅游地选择的支撑保障。

3 结论

1）贵州旅游地在1990年、2000年、2010年以及2018年4个时间截面均呈聚集态势，表现为集群分布状态。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旅游产业健康持续推进，全省旅游地间的空间距离呈逐渐缩小的趋势，特别是2010年、2018年2个时间截面的旅游地集聚程度明显增强。通过旅游地核密度图可以看出全省旅游地在省域尺度上呈现点状、团状分布逐渐向片状、带状和集群分布转变。总体以各个发展时期所形成的极高首位度的贵阳市为核心，向东北、东部和西南方向延展。另外在北部和南部旅游资源极度富集地区呈现部分热点区域。

2）贵州旅游重心演化进程表现为，旅游收入演化过程状态比客流量的演化更为迅速和剧烈。旅游客流量和旅游收入的重心变化表明，其经向变幅大于纬向变幅，全省旅游地演变以东西向为主导，且呈现西部比重大于东部的态势。

3）贵州旅游地在不同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空间分布格局主要表现为：全省旅游地在海拔高程垂向上为近似正态分布；河流沟谷是旅游地空间分布的主要控制区，且沿河沿江特征明显；碳酸盐岩类上的旅游地多构成自然资源类的景点，而碎屑岩类的区域主要表现为人文景点；在断层线缓冲区5 km范围内分布有90%左右的旅游地数量，其分布格局与断层走向基本吻合；全省三叠系、寒武系以及二叠系地层上旅游地分布最多；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的道路组合类型控制全省80%以上的旅游地数量。

4）旅游地分布的驱动力主要受旅游地到河流沟谷距离、县级行政中心距离、高速公路直线距离、陆上交通路网密度、高速公路路网密度、断层线距离、河流沟谷密度等因子影响。距离河流沟谷的直线距离对旅游地空间分布起主导作用，进一步从定量视角诠释旅游地沿江沿河或沿谷的空间展布特征；旅游地周边行政中心作为游客到达或途径旅游地关键节点，承担旅游相关环节能量物资输入输出等重要角色；旅游地选点规划布局向高速公路周边区域聚集的趋势。距河流沟谷、距县级行政中心、距高速公路直线距离及交通路网密度水平等因子的组合效应控制当前贵州旅游地空间分布总体格局。这为贵州“旅游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探寻一条潜力资源挖掘的有效之路，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