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在葛兰素史克（GSK）卷入贿赂风波被立案查处之后，更多跨国制药巨头被卷入“贿赂门”，一条阴影下的利益链条浮出水面。业内人士表示，结合行业背景来看，严查跨国药企“贿赂门”释放出来的信号是值得关注的。跨国药企在中国的去超国民待遇进程将加快，如果国内优秀公司抓住机会，抢占市场份额，将会获得成长的重要契机和广阔天地。

7月，在葛兰素史克（GSK）卷入贿赂风波被立案查处之后，更多跨国制药巨头被卷入“贿赂门”，一条阴影下的利益链条浮出水面。7月23日，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也被中国警方展开调查。其他一些跨国制药企业如辉瑞、罗氏、诺华、优时比、默克等也先后传出类似丑闻。据彭博社报道，默克、诺华、罗氏等全球知名药企也涉嫌于最近3年内通过同一家旅行社进行过会议和行程安排。这家旅行社被认定为替葛兰素史克将部分会议费用套现，来行贿以打通关节。

一经观察不难发现，这些企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皆为跨国药业巨头，大多跻身世界十大药企之列、世界财富500强企业。可见这些医药界“巨无霸”的盈利水平是很高的。也许这还不能恰当地形容他们有多赚钱。《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主编玛西娅·安吉尔曾在2002年吃惊地发现，

2002年当年500强名单中的10家制药公司利润总和可以超过其他49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制药业真的很赚钱，很难想像制药公司到底有多少钱。”她不禁感慨。凭借着在制药行业的支配地位，用高昂的价格，这些制药业巨头攫取了惊人的暴利。

药价高企的原因

制药业究竟为何可以将济世救人的药品定如此高价而获取令人惊讶的利润？药企面临这个问题，往往笃定表示，“并不算高”，并娓娓讲述定价原因，通常因由不外乎两个：一长串研发成本数字和药物带来的社会价值溢出正效应。

新基公司就曾经表示：在美国，过去20年间制药业救助的癌症生存者的数量增长了一倍，从700万增长到1400万。“通过我们的方法，我们帮助了许多癌症患者进入长期可管理的疾病状态，并且获得治愈”；“就多发性骨髓瘤而言，过去10年间，患者的生存率提高了73%。以前，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就算花再多的钱也不能得到治疗，无法生存更久，更高质量地生活。”新基公司强调，这一切都不是白来的，制药业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和无数的金钱。“一项创新疗法从研发到最终使病人受益需要15年的时间。1万种化合物中只有1种能够通过临床试验，10种疗法中只有1种有可盈利的意义。”

可是，葛兰素史克等公司近期的丑闻显示出，研发资金和周期并不是药价高企的惟一原因。据接受警方调查的葛兰素史克中国区副总裁梁宏交代，药企运营在药价中所占的比重高达20%—30%。在行贿链条上，从职能部门到基层医院、医生，有的卖一批药结算一笔钱，合作医生每人发信用卡，开药后第二天就把回扣打进账。当然，这所有的费用最终都由患者埋单。

一位常年在珠三角一带从事抗生素销售的经销商验证了这一说法，据其介绍外资药品定价的基准是按照产品出厂价或到岸价为基数，以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等的销售价格作为横向参照，再对照企业报表，确定相关的运营成本。不过，由于港口物流运输的透明度很高，同一种药物到岸价差距不大，这就意味着运营成本成为关键因素。运营成本包括税收、渠道流通成本、推广模式、盈利要求和营销成本。在营销成本中，常常包含着20%—30%的营销回扣，再加上推广模式中有“专营推广模式”的费用，也可以作为给予关系户的回扣，这样算来，最高的回扣甚至可以高达50%。

实际上，“贿赂门”不仅在中国上演，即便管理体制相对发达和健全的欧美国家此前也多有类似事件曝光。欧美的媒体对药企进行过系统的揭露和批判。玛西娅·安吉尔就曾专门写了本书《制药业的真相》。在书中，她指出：“药物价格并不由其研发成本所决定。相反，它是由它们在预防和治疗疾病中的价值决定的。安吉尔还剖析了当时（2001）药企所谓的“8.2亿美元创造一个新药”的谎言，认为塔夫特药物发展研究中心一连串谬论的结果，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我估计，每一种药物的真正成本平均在1亿美元之下。如果它真的是接近8.2亿美元的话，制药业也不会对有关数据讳莫如深了。”她发现，药企的很多成本都花在令人质疑的营销推广上。就像葛兰素史克做的那样，而并非真正花在研发、创新药物上。

另外，安吉尔认为，药企夸大了公司在药物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很多新药都是先由大学等研究机构发现的，然后将专利许可给药企，再进行临床试验推向市场。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副校长兼创新执行董事马克·克劳威尔印证了安吉尔的说法。克劳威尔称，“在新药研发方面大学是发动机，甚至可以说是燃料。”

“2006年，美国的大学创办了500多家初创企业，其中2/3处在生物医药业。另外，美国生物医药初创企业有2/3为大学所创设的。没有了大学，医药研发的生态系统或者产业链就是不完整的，而且现在那些大的药企的很多新药也是靠跟其他的机构合作得来的，比如说从大学初创企业那里购买。”他说。看来药企对药品研发自身的付出确实被放大了。

国内药企或迎来机会

在当下，医疗改革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也牵动着国内外医药企业的神经。中国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疗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政府三年投入8500亿元资金。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吸引了全球医药企业的注意力。在对市场份额的争夺中，也确实包含着纷繁的乱象。

而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面临医疗保健费用不断上涨开始寻求降低药价，反腐败之矛愈发指向医药业。因此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各药企的监察力度。不但如此，国际社会也会按照境外反腐败法介入对相应药企的调查。

日信证券分析师对此表示，“从长期来看，这个事件（葛兰素史克事件）对国有医药公司来说是利好的。”

“在医药行业，外企和国企在产品线上有很大的差异。外企是高端研发，原研药在我国一直是享有超国民待遇，药品定价很高，这也是外企在中国市场的优势所在。而国企大多数偏向于低端仿制药。葛兰素史克事件以后，国家对外企医药产品的优惠力度应该会下降，对中国医药公司来说是个机会。”

此次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反腐指向自己时也许感觉到“落寞”，他们应该可以感受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之后，跨国企业地位不再是“高高在上”，他们需要适应这种落差。其实中国没有丝毫的“不正常”，他们的市场地位恰恰回到了“正常”之列。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急需引进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为了吸引其落户，国家开出了税收、土地等优惠条件，跨国企业被过度抬高，这些条件后来被国内企业称之为“超国民待遇”，即使有负面事件爆出，跨国企业往往也未能负起应有的责任，长期备受呵护的跨国企业在中国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企业的崛起，这种超国民待遇对国内企业产生了严重的不公平，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以保障市场竞争环境公平为目标的税率改革，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跨国企业才逐渐开始走向“对等”的市场地位。这在未来将会常态化。

有分析师表示，“此次事件结合行业背景来看，释放出来的信号是值得关注的。跨国药企在中国的去超国民待遇进程加快，如果国内优秀公司抓住机会，抢占市场份额，将会获得成长的重要契机和广阔天地。抓住这一机会，需要凭借自身的品种结构合理、销售能力具有竞争力、品牌认可度高。”

方正证券刘亚明也表示，“这次事件对医药行业的未来发展起到了规范作用，但是要完全改变现在的销售竞争现状依然很难。政府反腐的决心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行贿成本减少，药企有更多的资金去研发，这是好的预期。”

“其实医药行业本身盈利能力弱，外界认为的暴利是偏见。一般来看，有些产品毛利润可能在80%以上，但是减去销售成本、运营成本，净利润10%都不到。”

药品价格下降

GSK首席执行官安伟杰7月24日在第二季度业绩发布电话会上也表示，尽管目前估算公司中国高管贿赂案所造成的财务损失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将会因此受到影响。

他还表示，葛兰素史克将研究在中国实施已经在非洲实行的方法——药品价格分层设计，继续加大在中国进行投资和扩张。据悉，药品价格分层设计旨在使低收入民众获得药物，也是降低药价的另外一种方式。

其实近几年来，发改委已就药品价格进行了多次调整。在今年3月30日，国家发改委又一次对不少药品进行了“削价”，平均降幅高达17%。统一定价药品中，奥美拉唑、兰索拉唑、昂丹司琼、阿扑吗啡等286个品种或品规的药品最高零售限价被大幅调整。单独定价药品中，替普瑞酮、消旋卡多曲、促干细胞生产素、复方甘草酸苷等60个品种或品规的最高零售限价被不同程度调低。其中，高价药品平均降幅达22%。单独定价药品生产企业中，卫材（中国）药业、阿斯利康、武田药品（中国）、奈科明公司、雅培公司、葛兰素史克等近20家跨国药企的产品也大幅降价。看来“研发成本高企”的药价，也是可以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