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99 篇
13868 篇
408779 篇
1607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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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4 篇
1238 篇
72401 篇
37108 篇
12060 篇
1619 篇
2821 篇
3387 篇
640 篇
1229 篇
1965 篇
4866 篇
3821 篇
5293 篇
GDP、GNI与老百姓的获得感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13.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6.46万元人民币(约9768.71美元)。中国内地201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按年增逾10%,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数,在全球180个国家及地区当中排名61。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目前的国家经济分组标准为:人均GNI低于102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1026-403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036-1247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47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对照世界银行的标准,目前中国人均GNI已达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不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中国内地2018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4105美元,人均GNI已达9732美元,两者的差距超过1.3倍。因此,不少人士戏称自己“被发达"了,名义上的收入与真实的获得感完全不同,出现了较大的落差。
从技术上看,这种落差感是因为两个指标的计算方式不同。在衡量经济的指标中,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最常使用的指标,而GNI则较少有人提及。通俗来说,GNI与过去我们熟悉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同。简单来说,GDP是以“经济体"为对象,GNI则以“人"和“法人"(包括企业)为对象。GNI的计算方式为:GNI=GDP+(本地居民在国外的要素收入净额-外地居民在本地的要素收入净额)。
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PDI),在经济学上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算法,各地政府的计算方式也各异,但基本上是从GNI中扣除企业利润和政府总税收。由此可见,即使两个国家的人均GNI数字相同,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一般而言,GNI和PDI之间的差距越小,反映该经济体的贫富悬殊愈低,或者政府效率越高。香港《信报》引述美国的数据称,2018年美国的人均PDI为4.38万美元,其人均GNI为6.28万美元,两者相差约30%(PDI/GNI约为69.7%),属于“真发达国家"的通常区间。安邦咨询(ANBOUND)掌握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内地的人均PDI与人均GNI的差距约57.8%(PDI/GNI约为42.2%),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富悬殊较大,政府效率较低。这种差别也是前述国内人士感觉“被发达"的原因之一。
要指出的是,探究中国GNI与PDI之间的显著差距,在政策上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从PDI与GNI的关系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多少除了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还与企业利润和税收负担有关。由于国内并无公布具体的企业利润和政府总税收(包括直接税、间接税、社保供款等)等数据,所以不能明确知道GNI和PDI间差距巨大的原因。究竟是“企业赚走太多"或者“税收负担太重"?还有待探究。不过根据一般的观察,很有可能是后一个因素更为重要。
关于中国的税负问题争论颇多,来自市场的共识是税负太重。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曾发布全球企业税负情况报告,统计了190个国家和地区反映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远高于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香港《信报》曾引述《福布斯》制作的“全球税负指数排行榜",中国高居榜单的第二位,总税负高达GDP的51%,而企业利润和个人可支配收入分别只占21%和28%。鉴于税负过于沉重,每1000元的国民收入就有超过50元要被政府拿走,以致于国民的“获得感"偏差,甚至觉得自己在统计数据中“被发达"了。
从政策角度看,要缩小中国PDI与GNI之间的差距,就需要在收入构成的分配上做文章。如果真的是税负太重,那么减轻居民税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成为未来政策的重要内容。实际上,由于幅员广大,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表现在收入分配的结构上,还表现在空间差别上——既有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也有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的差距。上述贫富差距的存在,都削弱了老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在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时,经常提到各种“结构问题"。在我们看来,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中的分配结构,也是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社会,让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多转化为老百姓的财富增量,是增强居民获得感的重要内容。实际上,中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过程,也需要将更多的经济增长转化为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不仅要维持稳定的增长速度,还要不断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这种结构变化应该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之一。(AH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