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进入老年社会，公众对养老金改革问题日益关注。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认为，养老保障体制改革与金融联系紧密，考验经济学的功底和智慧，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密不可分。养老金改革应该抓紧，养老金制度需要更为多元的综合研究。

　　2019年12月21日，周小川在 “2019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讲话时表示，全球大多数国家目前面临养老金缺口问题，养老金有可能不持续。

　　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人均寿命提高幅度居全球前列。周小川认为，增强养老保障可持续性，国际上大概有四种可能的工具。第一种是延长退休年龄。第二种是增加储蓄，包括增加自愿储蓄和增加强制性储蓄。第三种是减少退休后的收入水平，全球目前认为适当的“替代率"水平是60%到80%。第四种是想办法使预筹养老金扩大增值渠道，另外保证增值，这也涉及资本市场能否发挥更好的作用。目前，全球都不同程度上从现收现付制、即福利基准型（DB型），逐渐移向预筹积累，即供款基准制（DC型）。

　　周小川表示，针对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现状和未来的改革，目前尚有不同意见。一方面是目标不同。另一方面，国内对于存在的问题、工具以及政策效果的度量仍有不同理解。不同的部门可能有不同的政策工具，各个部门都会优先选择自己的工具，跨部门之间工具使用的协调与配合存在难度。

　　他举例，G30一个关于养老金危机的课题中，提出一种叫“终身财务安全度量"（Life-time Financial Security，简称LFS）的方法，包括如预期寿命变化等动态内容，该方法可保证跨部门的政策讨论有可比性。将跨部门政策选择进行效果比较，有助于将讨论维持在同一框架内，避免各说各话。

　　周小川续指，目前多数国家都选择福利基准型（DB）和供款基准型（DC）相结合的模式。对中国来说，我们是采取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做法，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预筹积累的占比太小，而增加积累的一种办法是名义账户，新参保的年轻人采用供款基准型，但中老年人可能要建一个空账，即名义个人账户，保持对个人的激励，但里面实际没有钱，使用类似国债的利率计算其回报，以实现代际平稳过渡。

　　此外，他表示，与他国不同的是，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可用来填补DB向DC过渡的空间，而目前划拨10%的国有资本可能不够。“对中国来说，一方面我们养老金的欠债是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另一方面，在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由于历史上价格、税收扭曲造成的国有资本积累，还有通过借钱发债积累国有资本，将这些资本还原为养老金核算或保持国有资本经营体制核算，哪个效率更优值得探讨。同时这也涉及制度选择及对效率的分析，我们仍有很大可能性来填补上述缺口。"

　　他还提出另一种填补DB向DC过渡空间的可能性，即“历史还原法"。他以1999年正式取消福利分房为例指出，很多单位房改按照工龄、职位算分，折算回去。这种对隔代人的处理办法可供养老金改革借鉴。另外中国存在城乡差别、所有制差别，可按照历史情况，采用历史还原法，在养老金改革制度转变中解决代际不公平问题。

　　最后，周小川指出，养老金的经营管理和支付模式也需要改进。目前，新生代在不同岗位上切换次数很可能大大增加，养老金接续就变成一个大问题，中国过去已经碰到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可携带性。外地务工人员在不再在外务工回家时，应该把他的养老金带回去，但这个做法实际效果很差，因为不知道究竟哪部分应该带回去，是带回8%部分还是20%部分也能带回。另外，外来务工人员和当地政府讨价还价难度较大，最后可带回的数量相当小。

　　“今年国务院正式发文提出扩大养老金统筹，但统筹到什么程度，现在主要意见是在省一级实行统筹，而对在全国实行统筹存在疑问，比如是否会引起管理困难。这就涉及到养老金预筹资金，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比较合适？有多少个养老金管理机构比较合适？这就涉及到竞争与效率的问题。"周小川表示。

　　他认为，在养老金管理机构之间引入一定程度的竞争有好处，但私人机构管理加上众多机构竞争大量打广告，最后可能要消耗掉养老金基金收益的2%，且如果管理机构个数太多，可能使得成本偏高收益降低，这是不合算的。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能需要有若干个养老金管理机构，但也不能太多了。他认为，以中国有30多个省市来看，全国养老金管理机构数量控制在30多个比较合适，这样既可以在养老金经营管理中带来竞争，也有空间试错。

　　此外他表示，养老金管理还涉及风险偏好，不同年龄段基金管理人可能在风险管理上有所不同，而只有未来实践才能说明究竟什么样的风险合适。

　　周小川强调，养老金制度需要更为多元的综合研究：一是养老金与自愿储蓄、强制储蓄、统筹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养老问题与住房和健康保险联系在一起；三是在很多国家，不同代人之间的政治话语权是不一样的，所以容易导致所谓的选票型政治和话语权问题。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会倾向于某些年龄的选民，导致出现一些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