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拿到这个奖时，我想起了为给村里盖厕所，而卖掉羊只的妇女；我想到了把退休金拿出来盖厕所的教师"。当地时间9月24日晚间，印度总理莫迪在纽约获得了一项由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所评选的“全球目标守卫者" （Global Goalkeeper）奖项，以表彰莫迪政府推动“清洁印度"运动和在印度全国广建厕所，减少露天排便行为所造成的公共卫生、传染病风险和缩减性别差距方面的成就。

　　“我要把这个奖献给13亿印度人民，献给那些将`清洁印度'理念转化为一场草根运动，并使之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的人们"莫迪还称，自己能在印度独立领袖甘地150年诞辰之际拿下这一奖项，对他个人而言意义深重。

　　在印度政府所准备的投影片中，还特别放出了一张引用甘地论述的内容“下水排污问题，比政治独立更重要"。莫迪介绍，在过去5年内，印度全国兴建了1.1亿间新厕所；这一工程，使贫弱者和印度的乡村妇女受益尤深，也使印度农村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人力资源得到更好发挥。

　　莫迪还说，印度准备向其他国家分享经验，使这一方案成为解决全球排污卫生问题集体努力的一部分。

　　在设在纽约林肯中心爵士乐社大堂的颁奖会场上，莫迪还趁机介绍自己在过去5年中，将印度从一个中央政府协调能力缺乏的松散联邦制国家，转型成一个“竞争型合作性联邦主义"国家的政绩。

　　据印度政府的资料显示，在莫迪启动“清洁印度"运动前的2014年，印度仅有39%的乡村家庭拥有厕所；在印度36个邦的约60万个村庄里，估计约有6亿人在露天排便。

　　过去五年内，全印度共有100万名工匠投入了在全国广建厕所的工程，使1.1亿间厕所投入使用─其中，由女性工匠建成的厕所超过150万间。

　　为强调改变排便习惯的重要性，印度政府在全国指派了700多名区域主责官员、在65万个村庄都选出了村里的主要推动者。光是举办观念倡导沟通工作，印度政府就投入了37.7亿美元，平均每个印度公民收到过2500多条关于兴建厕所、改善排便方式重要性的信息。

　　5年来，印度政府宣称有60万个村庄都消除了露天排便行为，有6亿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效益则包括，约30万例腹泻疾病得以避免；在有着露天排便行为的村庄，女性身体质量(BMI)偏低的情况下降了32%；过去因露天排便使地下水遭污染的情况，减少了12.7倍。

　　莫迪所领取的这个奖项，由盖茨基金会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亲自颁授。盖茨在授讲词中，还公开称道莫迪的政治领导力和决心，使印度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也促进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

　　这也是为参与联合国大会而赴美国的莫迪，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出席一场有多达5万名海外印度裔侨民聚集的大型见面会后，又一次在美国的公众视野中高调出场；并获得了比尔‧盖茨─一个光谱和调性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公共意见领袖的肯定。

　　因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而与莫迪同台受到盖茨基金会颁奖的年度人物还包括：来自突尼斯的非洲青年运动组织者阿雅·切比（Aya Chebbi）。她创建的青年论坛模式，促使散居在非洲共19个国家和非洲以外各地的非裔青年，得以通过线上聚合、线下串联培训等方式，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等机构对接并开展合作；来自加纳的格雷戈里·洛克森（Gregory Rockson）。他所创立的非营利性机构mPharma通过市场预测、理顺通路渠道等手段，有效降低了非洲地区人民对药物的可及性和购药成本，使当地药价下降约30%，效果惠及约40万人；以及来自印度的反童婚运动倡导者佩亚尔·詹吉德（Payal Jangid）等三人。

　　虽然盖茨基金会直到9月25日才宣布得奖人选，但印度政府的一名部长却在9月2日就率先披露了莫迪将会获盖茨基金会授奖的消息。

　　但这也引发对莫迪的克什米尔政策(详见财新网：印大使称变更克什米尔宪制地位“纯属内政" 盼不影响中印关系)不满的群体，和不赞同莫迪整体施政风格的反对者们在网上进行串联，敦促盖茨基金会撤回对莫迪的授奖决定。

　　但在9月25日的颁奖仪式上，不论是盖茨或莫迪本人，都未对此风波进行回应。这并非盖茨基金会第一次向国际领袖授奖。2017年，盖茨基金会就曾将当年度“全球目标守卫者"的奖项，颁授给时任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

　　长年推动新型厕所研发，以求解决露天排便导致的公共卫生和水资源风险的盖茨基金会(详见财新网：盖茨要革厕所的命 投千万中国选四方案)，除了和莫迪在推动“厕所革命"上有志一同，在今年9月由盖茨基金会发布的2019年《目标守卫者》报告中，对莫迪政府的另一项治绩也不吝称许。

　　据这份报告介绍，2015年，印度政府在全国范围推出经过全面重新设计、名为“PAHAL"的家庭烹饪用燃气补贴项目，使原本缺乏明确补贴对象、也没有“排富"机制的补贴方案变得更有效率，替印度政府节省了近90亿美元。

　　此后，印度政府又使用节省下的资金，向符合条件的农村家庭提供50%的补贴，用于购买新型的燃气炉灶、安装燃气接口，使大量印度农村女性摆脱了长期使用木材、煤炭等传统燃料的不便利和健康隐忧。

　　莫迪政府的民生政策所带来的妇女赋权效果，也使莫迪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2019年的印度大选中斩获颇丰。据印度选举委员会5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大选有近9亿的注册选民参与投票，最终投票率高达67.10%，创下历史新高。而印度妇女投票率也达到史上最高的67%。

　　除了对印度的发展境况投以关注，在今年9月和中国媒体进行了一次越洋访谈中，比尔·盖茨也表示，中国在发展领域的很多方面，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最佳榜样，包括提高健康和教育的绝对水平、切实解决不平等问题等等。(详见财新网：出生在何处对命运影响有多大？盖茨报告揭严峻地域和性别鸿沟)

　　盖茨期待，未来该基金会除了继续支持中国应对公共卫生及发展领域的重大挑战，还希望和中国在包括疟疾防控、农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支持中国分享其发展经验和专长，通过创新共同解决全球健康和发展难题。

　　回顾过去数年间中国在全球发展领域的参与进展，盖茨基金会的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李一诺介绍，在该基金会与中国的合作中，既希望将中国已较为成熟的农业技术、抗疟等公卫方案，以及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资格的药品、器材等引介到海外发展中国家；也希望通过呼吁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政策倡议，推动中国自身的制度变革。例如药监体系的改革和中国医药产品与国际组织采购标准的对接，即是一例。

　　目前，各国医药产品若要进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国际药品采购机制（UNITAID）等国际采购体系，并被运用于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先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

　　WHO于2001年启动“预认证"制度(PQ)，从药品质量、生产工艺等方面均对药企做出严格要求，为供应全球公立市场的药物，设立了权威性极强的门槛。

　　一旦通过这个门槛，获得“预认证"的药品、疫苗或器材不但能跻身国际援助计划的采购候选名单；获得各国政府直接采认、就地准予上市的几率也将大增。但要拿到PQ预认证，对中国药企并非易事。

　　李一诺介绍，在盖茨基金会在和中国的合作中，制定了一揽子的支持计划，最终目标是让中国药监体系跟国际药监体系接轨。而中国在2018年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且进入其管理委员会，就是很重要的一步。

　　此外，201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疫苗管理法》，也特别在第98条规定：“国家鼓励疫苗生产企业按照国际采购要求生产、出口疫苗。出口的疫苗应当符合进口国（地区）的标准或者合同要求"。这一条文，为中国疫苗企业走出国门、在制程方面朝国际采购标准和流程靠拢，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成为重要的政策导向。

　　李一诺解释，中国固有的药品监管体系和国际药品监管的差距，有的时候并不是技术或质量的差距，而是在规格与流程上有区别。例如，有些疫苗在全球采购市场中，需要按照多针剂的规格销售，但中国市场过去没有对多针剂产品的需求，因此中国对这类产品原本也没有相应的审批途径。这就导致中国的疫苗产品和国际组织采购的规定无法衔接，李一诺说，“这些其实都只是政策层面上的一些小限制"。

　　如今，一旦把“鼓励企业按照国际采购要求生产、出口"写入法条，就能让医药企业开始考虑出口；一旦开始考虑出口，就会去了解国际标准是怎么一回事，“这其实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东西"，能够对整个市场及监管流程的改变起到“搅动"作用。

　　“盖茨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也很务实。他的逻辑就是：如果发展中国家有需要，中国又有疫苗能够用，为什么不帮助中国的疫苗走出去？结果一看，中国的疫苗或药品之所以走不出去，是因为拿不到 `预认证'。那怎么办？下一步就是帮助中国的食药监体系做改变"。

　　回顾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国际发展体系下的受援国转变成援助输出国的过程，李一诺说，这相当于在30年的时间内走完了别的国家可能一个世纪的历程。

　　因此，中国如今在开展外援、参与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在意识、人才与能力储备、工作方法等方面，尚需要时间进行消化、调整，厘清中国自身的政策优先顺序，这都在情理之中。

　　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力的了解在上升，从而对中国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上“更高水平的参与"与“更高水平的精细化"等方面，也有更高的期待，“这实际上对中国是个好事"。

　　李一诺认为，下一步中国可以努力的方向，是从既有的“双边援助"模式─例如向欠发达国家派遣医疗队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全球发展问题多边机制的参与，以提升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话语权、发声频率、工作的能见度，乃至于成为发展领域的工作模式和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据她观察，当前中国对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和投入，大多沿袭既有的机制惯性；事权主要依项目性质，分散在不同部门手中。在执行时，更像是是各个部门各自的任务。

　　但她建议，随着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机构的成立，中国可以开始用更全局性、更高层次的战略眼光，调整中国对全球发展问题的投入格局。

　　“很多事情它的性价比其实非常高"，一旦愿意投入，其收效甚至可以远远溢出双边关系的范畴。

　　例如，盖茨基金会便曾建议中国能对全球农科研究机构的合作平台─“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增加投入支持；此外，中国原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当选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等，都将对中国通过国际多边机制参与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带来广泛的正面效应。

　　“健康与发展，是最没有争议、也最没有政治风险的主题。中国的疫苗如果能够帮助非洲的孩子预防疾病，谁会说不？中国的药品如果能够帮助非洲抵抗疟疾，谁会反对？中国在农业科技上的研发能力，实际上也已经是全球领先了。"李一诺观察，在中国日益显著的全球影响力中，投资健康和发展问题，能够给中国声誉带来的正面反馈是最多的。“(在健康和发展领域)中国既有这个能力、又有这个意愿，世界也有这个需求，政治上其他国家又是最没有争议的" ，“所以我们一直建议，在包括像对`一带一路'项目的规划中，都应该把健康这个主题放进去"。与此同时，在发展与健康领域，都已存在相对固有化的国际多边机制和问题解决模式；李一诺说，如何协助中国更广泛地对接、参与这些既有的国际机制，使中国在发展与健康领域发挥更大的全球性作用，也将是盖茨基金会和中国合作的主要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