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哲学与伦理学理论;;可行性与可接受性理论;;技术;;坦桑尼亚
摘 要：在21世纪,极端贫困与饥饿状况吸引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成为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重中之重。饥饿问题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低收入及粮食短缺国家显得尤为严重,小规模农户占据这些国家总人口的70%左右。在非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造成粮食短缺的因素诸多,而农业部门的执行力度欠缺是导致缩减贫困和食品安全需求方面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环境与体制方面的挑战也对该地区的农业产量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坦桑尼亚人口约有4490万,目前每年仍以2.1%的平均速度增长(约每34年翻一番),预计到2050年人口数量将达到8980万。人口增长也将对贫困与食品安全问题形成严峻的挑战。多年来,科学家、政界人士、公共社会活动家以及各种人类援助组织都致力于为食品短缺和饥饿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从发达国家生产和拥有的食品数量来看,坦桑尼亚和其他相对落后国家的饥饿问题并非难以解决。众所周知,全球的食品资源足以提供人类全部所需。食物的分配和财力的限制被认为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些因素致使贫困人群无从购买所需食物。转基因作物作为一项替代方案,被建议为解决食品短缺和饥饿问题的一项具体举措。然而,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不断,人们意识到这一方案同样有利有弊。这意味着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将无法避免利益与风险的相关争论。很多人认为转基因食品可以提供一种解决食品匮乏问题的方案(福利增加或生存权利),另一些人则更关注安全问题(安全价值或生命安全)。转基因食品的矛盾状况与利弊问题为本研究提供了基础。本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从技术伦理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在面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与风险不确定条件下,应该根据什么样的伦理原则进行选择?或者说怎样的选择在伦理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文章认为,是否应该在非洲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应该考虑到非洲的具体情况,考虑到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和可接受性。简单地应用某种既定的规范伦理学原则,无论是义务论的还是功利主义的,抑或是商谈伦理,都很难解决非洲复杂的实际情况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因为尽管非洲国家尝试采纳转基因技术,但由于安全、伦理以及环保方面的原因,它们不得不持续面对社会对于这一技术过低的接受度。从2011年非洲发展银行(ADB)资助下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机构(2012)对非洲农业生物技术进行的评估来看,有关该技术的安全记录显示基因转化过程本身并没有对人类健康及环境构成实质性的风险。然而在非洲,对生物工程的误解以及相关知识或意识的欠缺却极为严重。复杂的法律法规体系等问题成为实际引进转基因技术的限制性因素。由于公众对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褒贬不一的看法,以及非洲国家在提高农业部门运用生物工程新工具能力方面的缓慢进展,我们有必要对转基因食品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所需的条件进行研究,包括坦桑尼亚公众对政府在处理转基因生物方面的信任度和转基因食品的相关伦理问题。因此,本文的总体目标是对坦桑尼亚接受和采用转基因食品的实证与理论条件进行研究。本论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对技术采纳相关的哲学及伦理理论进行综合性评述,并对坦桑尼亚转基因食品技术进行具体评价;2)运用可行性和可接受性理论作为新的哲学进路对坦桑尼亚转基因食品技术进行考量;3)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来确定坦桑尼亚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技术风险与益处的认知状况;4)在理论、实践和政策三个层面就如何提高转基因食品在坦桑尼亚的可行性及可接受性提供一些建议。本研究对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未来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第一部分的主要研究发现总结如下:1)运用由康德提出并由汉斯·约纳斯发展的义务论思想来分析现代技术的风险问题是不够充分的。在评价这一理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适用性时,本文作者认为康德重视尊严,而人类首先需要生存才可能过有尊严的生活。尊严问题不能优先于生存问题。非洲转基因食品关涉到生存问题。因此,康德理论和源于康德思想的约纳斯理论可能不是分析非洲尤其是坦桑尼亚转基因食品状况的最佳途径。2)研究还指出,由于功利主义试图将利益与风险纳入考虑范围,因而可能成为提升采用转基因食品的一个潜在因素。然而,笔者同时观察到功利主义测评方法基于利益及风险(包括未来未知的利益与风险)的评估并不全面。此外,尽管转基因食品可能具有某些不确定性,但对于解决非洲的饥饿问题及人口快速增长问题也存在着一定机会。3)研究进一步指出,技术的目标在于提高人类技能,也在于促进社会福利、民众参与度和民主选择的进程。哈贝马斯在其商谈伦理学中描绘了决定选择的理想条件。然而,他的商谈伦理学更倾向于描述理想(如无权威的对话)而非现实。由于他的理想与非洲的现实不相符合,这一方案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因此,这一理论似乎也不足以回答坦桑尼亚是否应当采用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在第二部分中,主要研究发现显示,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为依据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理论,通过对转基因食品的利益与风险、实施的切实可能性、经济能力、转基因食品技术的技术以及技能方面的分析,同时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中的审思、中道、知觉等主要构成要素进行反思,能够针对提高坦桑尼亚转基因技术可行性与可接受性的构成性因素进行有效的评价。第三部分指出,坦桑尼亚对转基因食品(农作物和食物)的意识度达到49.1%,如文献综述中所言,这一比例低于加纳(64%)、肯尼亚(82%)和欧洲(84%),其中立法权威机构的意识度最高。相反,农民对此的了解度最低。结果进一步显示,在坦桑尼亚,例如教育和功能性活动等提升转基因食品技术采用的条件非常有限。本研究的另一重要发现在于,它为是否应当支持上述理论依据提供了实证层面的证明。坦桑尼亚的政策制定者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构致力于提高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化进程,本研究在如何处理信息匮乏、参与度、教育、性别和规则不明确等问题上为它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以期对转基因食品可行性和可接受性的提高有所帮助。鉴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技术风险与利益的认知的不一致性,笔者建议社会各界积极投身其中,允许他们就非洲转基因技术进行开放性的辩论与探讨,这样做有可能提升该技术的可行性与采用。同时,笔者还建议非洲国家尤其是坦桑尼亚,在决定是否接受转基因食品技术前,就可行性与可接受性的主要评估性因素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其中包括对转基因食品利益与风险、实施的切实可能性、经济能力、技术及技能等方面的分析。因此,通过运用相关的教育、技能、知识参与到该技术中,并通过提升能力朝该方向努力,社会与个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与平衡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与利益冲突。因此,鉴于转基因技术在削减贫困、减轻饥饿、提高农业生产量和食品安全性方面对数十亿非洲人口尤其是对坦桑尼亚所产生的作用,笔者对该技术持赞同态度。同时,人类首先需要生存才能过有尊严的生活。因此,尊严不应放在比生存更优先的位置来考虑。本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提供了一些哲学及伦理理论基础,从整体上为评价现代技术构建了理论框架,在具体层面又为转基因食品在非洲尤其是坦桑尼亚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研究的意义还在于运用描述性数据来确定坦桑尼亚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意识与观念状况,从而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增加了实证分析,为提升转基因食品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提供了必要条件。本论文进一步对转基因食品问题的现有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为读者、学界以及包括政府和实践家在内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更为深刻的理解,以便他们能够针对公众就转基因食品的观点和态度做出明智的决策。其次,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与提升坦桑尼亚及非洲转基因食品采纳性的坦桑尼亚政府和相关组织有必要对当代与下一代的需要进行评估,并对可能的替代方案进行有效的分析。实现的方法可以是公共社会的积极参与,让公众参与到与转基因技术潜在利益与风险有关的治理议题中。最后,本研究针对在非洲如何提高公众意识、观念以及生物技术普遍管理政策的发展提供了策略性建议,有必要就坦桑尼亚转基因食品之于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进行适度的综合性伦理思考。笔者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当继续确保公众能够深思熟虑并卓有成效地参与以期推动转基因食品在坦桑尼亚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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