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将4年前的“陆勇案"重新带回了公众的视线。片中一句被认为经典的台词——“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点出了医药产业长久以来的特殊矛盾，既要依法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药研发，又要提高药品可及性，保障公民基本健康权益。

诺华公司研发的格列卫（Gleevec/Glivec，通用名：甲磺酸伊马替尼/Imatinib mesylate）于2001年5月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特定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不久后被引入中国，此后又获批治疗晚期或转移胃肠道间质细胞肿瘤（GIST）、特定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曾被视为毁灭性疾病，在格列卫获批上市前，除非患者及时做造血干细胞移植，否则很有可能在3-5年内病情恶化并死亡。格列卫使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十年生存率从以前的不到50%，增加到了90%左右，并且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

2002年，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当时格列卫胶囊在国内售价23500元/盒，陆勇服用了2年，花费56.4万元。2004年，陆勇发现印度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除了在中国境内禁止销售，其药效与原研药基本相同，售价只有4000元一盒，于是开始从印度购买仿制药，也帮助病友购买，此后这款仿制药价格进一步降低。2013年，陆勇被抓获，检察院对他提起公诉后，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请求司法机关免除刑事处罚，媒体也广泛报道“陆勇案"，引起舆论强烈反响。2015年1月底，检察院撤回起诉，后作出不起诉决定。

《我不是药神》能够上映，显示了政府提高药品可负担性和可及性的决心和信心。目前为止，我国主要是从药审、医保、流通这三方面作出努力，例如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改革临床试验管理、成立国家医疗保障局、进口抗癌药“零关税"和降低进口环节增值税。但这些举措都不是针对新药价格昂贵的根本原因，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会让医保基金负担越来越重。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研制的小分子靶向药物，格列卫的获批上市是诺华公司投资超过50亿美元，经历50年时间换来的。诺华在医药史上的巨大贡献不容否定。2013年4月，格列卫化合物在中国的专利保护到期，江苏豪森药业的仿制药“昕维"获准上市，并以超高的性价比明显冲击了格列卫在中国的市场。可见，创新药企业想要收回巨额研发成本并实现盈利，不得不在专利期内为产品制定高价格；如果不允许药企在专利期内垄断销售，恐怕就不会有人投入巨资研发新药了。

新药价格昂贵的根本原因是研发成本巨大，只有改变医药产业的这一现状才能真正造福广大患者。根据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Tuft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2014年的报告，一款新药成功上市平均花费成本约为25亿5800万美元，包括约13亿9500万美元直接资金投入和研发失败导致的约11亿6300万美元间接投入。分析的数据来自10家药企106个随机选择的药物研发项目。在时间方面，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要耗时10年。

安邦智库（ANBOUND）此前多篇文章提出，人工智能（AI）的发展为药物研发带来了变革的可能，并介绍了Atomwise、BenevolentAI、Exscientia、中国的晶泰科技（XtalPi）等公司正在利用AI的算法和算力优势提高药物筛选等分析和预测工作的效率，后续再按照新药研发流程做临床试验，就可以提高新药研发上市的成功率并降低平均成本。强生、罗氏等大型药企已经在与AI药物研发公司积极合作。

正如特斯拉（Tesla）像一条“鲶鱼"搅动了传统汽车制造业，我们认为医药产业也需要这样的“鲶鱼效应"，让创新药企业认识到新的可能性与紧迫性，积极学习和引入AI相关技术，与AI药物研发领域的公司合作。只有这样，医药产业长久以来的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