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出现了少有的负增长的情况。经济增速的放缓正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压力最大的当属就业问题。实际上，从最近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来看，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未来的趋势都有了新的认识，对经济工作也有了调整。会议强调了“六稳"任务的实现需要“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中央“保就业"放在“六保"任务的首位，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和任务的艰巨性。同时，中国就业问题非常复杂，不仅包括城镇人口的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还有城市化发展背景下广大的农民工的就业。对这种复杂形势下的就业问题更需要有充分的估计和统筹的安排。

如果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中国城镇就业情况仍属稳定。但中国在城市化发展中就业问题的复杂性意味着整体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一季度就业数据显示，三月份调查失业率5.9%，比二月份的6.2%有所下降。但是，它并没有统计非规范就业以及非城市就业人群。而这些流动人群的就业实际上是受此次疫情冲击最严重的。中国有2.9亿名农民工，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月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2251万人，与正常水平相比，疫情之下仍有数千万的农民工就业还没有实现。此外，今年高校毕业生以874万人的规模创历史新高。统计局的人士承认，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包括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在内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较大。

同时，在疫情全球扩散的情况下，全球产业链的停产和需求的减少，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二次冲击"。目前很多已经复工的企业正面临需求减少、甚至没有订单的情况。这种情况还会造成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企业出现二次停工，从而导致大面积二次失业的情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卢海的研究显示，大部分行业的招聘需求在第二季度逐渐恢复，但出口导向比重高的行业会持续疲软。他估计，第一季度出口导向制造业的职位数同比下降比例为26%，如果没有政策干预和支持，该类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在下一季度或将下降37%。可以预期的是，2020年第二季度，由于国外企业受到疫情更多的影响，进口占比需求更高行业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这种失业实际上不同于城镇人口的失业，更多的是返城农民工的异地失业，对其生活将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可能出现社会危机。

实际上，“六保"之中，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三项任务是互相影响的，保民生与保就业、保增长具有一致性。企业倒闭、员工失业都会导致民生问题的恶化，而保就业的基础更在于保企业、保岗位，中小微企业的企稳和复苏是稳就业的前提。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疫情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冲击远远大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冲击，农民工收入的冲击、小业主的冲击远远大于其他阶层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实际上对于就业和民生压力的缓解都有积极作用。

那么，在今年的特殊形势下，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核心是围绕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政策上必须瞄准焦点，加大力度来进行支持。对此，安邦咨询的建议是，必须抓住两个重点：一是出台消费政策，使积极的财政政策聚焦于不同层次的居民消费，对低收入者，是保生存的基本消费；对中等收入者，是以刺激政策扩大消费。二是对小微企业实行减免租金费用、定期免税等政策，用一定期限内的大力度减免来保证小微企业活着，同时要求其雇佣员工，静待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从保就业的角度来看，即使实现就业水平与去年相当，仍有巨大的压力。实际上，实现“保就业"的任务更离不开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刘元春认为，如果实行“保就业"，就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来支持。根据他的测算，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大约为200万人，但是GDP每少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失业接近400万人。因此如果经济从过去常态化的水平回落至一季度的-6.8%，将会导致四五千万人的失业问题。刘元春认为，按照就业弹性测算，如果保证今年城镇新增就业在1100万左右，GDP增速就要达到5.5%；如果保证就业规模较去年不下降，那么至少要保证4.5%左右的GDP增速水平。为此，按照刘元春的测算，为了填补今年GDP增速回落的空间，需要实施规模为4-7万亿的财政扩张计划。

就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目前疫情对经济冲击的影响无论从范围上和深度上都超出预期，不能从一般的逆周期调节的角度来考虑包括就业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应对，更应该从危机处理的方面考虑一揽子的特殊政策。这样才能实现“六保"，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就业形势比较复杂，保就业的难度更大。因此，需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复杂性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风险。这不仅需要一般的逆周期调节，更需要应对经济社会危机的特殊政策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