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等医疗、医保改革主管部门均第一时间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卫生政策、医保政策从属于社会政策而非产业政策。然而，回顾新医改十年历程，上述政策对卫生事业、健康产业有较强的政策溢出效应。

首先，医改政策有助于扩大公共部门投资与公私合作机遇。社会政策旨在兜住民生底线，为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供机遇。2022年是“十四五"时期的改革深化之年，预计国民健康领域有关“十四五"规划将印发实施，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将提速。此外，国家发改委将全面开展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提升工程、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工程、重点人群健康服务补短板工程、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笔者认为，与“十三五"时期相比，上述工程具备更多开展公私合作、院企合作的空间，并被赋予医教研协同、产学研转化的更高政策目标。

其次，医改政策有助于提高医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以来，我国医药制造业大而不强，大型影像设备、罕见病原研药等领域仍主要依赖进口。其中一大原因是，在低集中度的市场内，缺乏独家专利技术、显著临床优势的大量产品为抢占医院端渠道，不惜大打价格战，或支付高额市场费用，以至于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且违法违规“带金销售"盛行。国家医保局对药品、高值医用耗材、生物制品实施带量集采以来，为避免仿制药、低端器械“被集采"，大型医药企业纷纷将创新研发从“高配"转为“标配"，研发投入连年攀升；且真正“以价换量"降低了各类医药产品进地方、进医院的渠道费用，制度性交易成本显著下降。

再者，医改政策有助于催生IT与BT的跨界创新。21世纪既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也是数据智能的世纪。今年，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明年预计将有新的精神心理服务体系文件印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精神专科医疗体系相叠加、相衔接，将虚拟现实（VR）技术应用于认知治疗结合并催生千亿级“数字疗法"产业。随着国家医保局在2022~2024年实施DRG/DIP等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将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AI）应用于医院精细化管理领域并催生“精益医院"“智慧医院"垂直赛道的广阔前景。

我国健康服务业的市场规模高达8万亿多元，健康制造业也有万亿级市场，均为支撑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或地方支柱产业。要想保证这一产业引擎不熄火，迫切需要各方搁置纷争，凝聚共识，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健康产业界信心。为此，笔者建议：

其一，严防医改政策协调不力导致部门间“政策打架"或“三不管"地带，导致市场主体求助无门或重复准入。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多的政策涉及3个以上主管部门，比如：创新药械上市、医院、医保“三准入"的证据标准统一问题，带量集采中标品种的临床保供、保质问题。对于重大事项，需要及时提交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健康中国推进委员会等部际协调机制审议，并由更高层决策；对于一般性事项，必须在国家“三定"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各部门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确保各部门高效协同、监督制衡。

其二，严防控费导向、创新导向的存量改革政策产生“骨牌效应"，一些微观的技术性政策带来中观的产业后果、宏观的政治后果。不能让严厉“控费"政策无意间放大了风险处置的行政成本和社会总成本，不能让激进“创新"政策无意间误伤了微创新、慢创新的“友军"。建议关口前移开展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风险处置工作，避免医改政策带来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如抗肿瘤药临床研发指导原则），或导致市场主体大规模缺血（如“一刀切"要求所有医保定点药店与公立医院统一支付标准）。

其三，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增强产业界获得感。社会治理通常需要政府主导、社会配合，而经济治理更强调平等协商、多元参与、信息公开、柔性规则。更何况，区域医联体、国家带量集采等成效显著的政策本身就是政府牵头、市场/社会主导的改革，政府在当好规则制定者和权利救济者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放手让不同医保经办机构、公立医院、医药企业之间自愿、自主、自由订立契约，并向社会及时澄清一些对医药企业、社会办医、互联网资本进行妖魔化言论。此外，有关主管部门可通过“公开接待日"“公议民评"等机制更多倾听企业家心声，尽量满足产业界的合法诉求，增强政策的透明性、可预期性、可参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