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层面来看，本轮去产能过程无法再使用类似上世纪90年代末“纺织压锭”等行政性手段，需要更多依靠改革和市场力量，以达到更好效果。唯有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纠正资源错配和扭曲，才能将被抑制的需求有效释放出来—

化解产能过剩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主要任务。据了解，有关部门正制定关于过剩产能调整的实施意见，以加大对过剩产能的调控力度。回顾历史经济周期，上世纪90年代的一轮产能扩张和去化过程，值得作为镜鉴，以从中发掘本轮去产能周期的政策线索。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次产能过剩都经历了“高速信贷投放、地方政府推动投资热潮、过热投资引发通胀率上升并引发货币偏紧、快速扩张被冷却后债务和产能过剩问题凸显”的大致路径。

与上世纪90年代末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纺织、家电等轻工业、消费品行业相比，本轮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上游重化工等行业，其重资本特征意味着通过行政手段压产、淘汰的难度较大。同时，由于这种产能过剩与未来国内外需求增长趋势存在长期错配，意味着过剩产能的化解，将无法依靠需求端消化，而是更多依靠市场退出淘汰，其过程也将相对更加漫长。

从内部看，国内消费升级导致主导产业更迭，重化工业产能与新生的市场需求存在长期错配。近10年，城镇化带动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推动了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目前来看，城镇居民消费将逐渐从住房、汽车等改善型耐用消费品，转为更高端的服务类消费。服务业、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将逐渐取代重化工业的主导地位，重化工相关产业投资增速将持续回落。

从外部看，指望外需消化过剩产能不现实。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去杠杆周期，储蓄率趋势性回升，有效需求不足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主题。由于我国在能源、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方面的优势正在减弱，其他经济体对我国的“进口替代效应”，也不利于通过外需化解我国过剩产能。

此外，强势美元的趋势已经形成，这与亚洲金融危机和网络泡沫危机后美元进入贬值趋势的背景不同。在美元的升值趋势中，人民币的实际升值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不过也应看到，当前去产能的宏观环境更为健康，面临之前不曾拥有的诸多有利因素。一方面，我国金融体系健康状况远优于当初。尽管当前企业应收账款和库存上升很多，但是从上市制造业企业的财务数据来看，其应收账款和库存周转率的绝对水平远高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央行公布的5000户工业企业调查数据表明，总体流动资产周转率绝对水平也远高于当年。银行贷款不良率虽微升，也仍处于不足1%的历史极低水平，且拨备覆盖率高达300%，这与上世纪90年代末期银行出现系统性不良贷款危机的情况全然不同。另一方面，我国居民财富基础较好，社会保障体系好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预计去产能对居民消费的冲击不大。

因此，从宏观层面来看，本轮去产能过程无法再使用类似上世纪90年代末“纺织压锭”等行政性手段，需要更多依靠改革和市场力量，以达到更好效果。

一是需要稳健略偏紧的货币政策基调，促进过剩产能自然消化。2013年以来决策层强调“盘活存量货币”，以及6月份央行针对银行间流动性不足的态度，就是对上述政策取向的明确注脚。包括金融领域在内，我国经济的全面去杠杆将拉开序幕，相关政策绝不能因一时经济指标回落而大幅放松，也不可因一时信贷增长过快而盲目收紧。

二是需要建立以市场化方式为主的过剩产能清理政策框架。由于过剩产能行业的重资本特质，再大量使用行政手段是不现实的。以企业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方式去产能，将会是大趋势，这需要政策面为并购金融工具的创新提供规范环境。

三是需要创建产能清算过程中风险和代价的分担框架。去产能过程中，金融机构必然会承担部分买单责任。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健康状况较好，应加快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权限下放进程，部分杠杆率较高的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风险加大局面。

四是注重产能的国际转移，旨在把在中国看起来过剩但全球不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例如，近年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不断发现新油气矿产资源，但该地区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从而形成了其能源出口的增长瓶颈。中国应该与其他国家一道，加强对该地区能源、运输、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

此外，要重点通过供给端的改革为宏观经济释放新的增长动能。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财税改革，还是土地改革、金融改革等，我国都存在被抑制的需求增长空间。唯有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纠正资源错配和扭曲，才能将这些被抑制的需求有效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