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博物馆有这么一组照片，一位女工白天在工厂辛勤工作，晚上带着儿子上“夜大"，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典型场景。哈工大(深圳)唐杰教授认为，这就是深圳40年能够走到今天的写照，一个城市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企业和政府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是城市学习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根据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1980年到2016年，深圳的劳动力从15万增长到了大概1000万，劳动力如此迅猛地增加，其中移民是绝对的主力。而移民城市之所以比较容易成功，根据社会学的解释，是因为移民城市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分层，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思想观念的不同阶层的人，可以聚在一起交流，这样往往就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深圳提出来的口号是“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样一种兼容并包的心态，是一些传统大城市相对缺乏的，而作为新兴城市的深圳没有太多阶层、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负担。在这样的开放氛围中，一个懂技术的，一个懂管人的，再加一个有资金的，背景完全不同的三个人一碰头，可能一家企业就诞生了。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对于个人而言，拥有一技之长是最重要的，也唯有一技之长才能帮助个人在社会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为了不被淘汰，个人必须不断学习，提高技能。30多年前那张照片里在“夜大"学习的场景，在今天可能看不见了，但是这种你追我赶、提升自我的精神，却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延续至今。

而在企业层面，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1980年，深圳只有830家企业，十年后增加到了2万家，到2016年时，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50万家。企业数量激增的背后，是产业链的极度发达、分工的极度细化。每家企业都可以通过形成自家的独特优势，在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垄断竞争收益。

国际知名硬件孵化中心HAXLR8R的创始人Cyril Ebersweiler在将总部从硅谷搬到深圳时说，“这里能够让我们在1公里之内找到任何想要的原材料，这是美国、欧洲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做不到的，因为那里没有深圳的华强北。"这就是深圳所具备的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优势。

深圳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产业链优势，也离不开政府对产业链的深入研究。深圳最开始从事的是“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在该阶段，深圳完成了基本产业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的“创新组合"。随后，在OEM代工制造阶段，包括华为、比亚迪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制造企业在模仿和学习的基础上，实现了电子信息制造领域“工艺性管理创新"的跨越；此后它们并没有停留在制造工艺创新环节，而是继续向产业体系上端攀爬，进入产品创新、组织创新乃至产业创新的全新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深圳政府所采取的引导式政策至关重要。比如1995年鼓励企业申报自建研究机构，从只要申报就可以获得补贴，到必须有符合资质的研究人员，再到具体项目以及项目前景预测和市场调研分析等等，逐渐地引导企业自建研究机构。等到终于有一批企业开始尝到自主研发创新的甜头后，深圳就进入了产业创新的良性循环阶段。

而到了今天，深圳政府对创新经济体系中的政府角色已经有了更加清晰的自觉，那就是“补足产业链缺环"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两大功能，除此之外都交给市场和企业去解决。

前者有针对平板显示业缺“屏"的问题，深圳引入华星光电落地，带动了平板显示业上下游产业链加速聚集，如今已经聚集了华星光电、旭硝子等数十家规模以上企业，构建了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后者则有通过社会化的法治与公共服务体系对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标准体系的执行等加以保障，比如出台了全国最早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并最早实现跨地区知识产权审判执行等。

在深圳从模仿、制造，再到创新制造的过程中，人才的不断涌入和持续学习、企业的激烈竞争和持续创新以及深圳政府的不断调整完善自身定位、创新服务市场方式，形成了一股合力，这是深圳快速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所在。未来，深圳还要在创新制造的基础上走向科学创新，而这一进程仍将依赖于人才、企业和政府的持续学习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