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翻的剧本

第一财经：你和魏书钧最初应该是基于共识达成的合作，为什么后来出现了剧本被推翻的事件？

康春雷：《永安镇故事集》剧本是我从2014年就开始在写的一个故事。2019年11月，当时我们的执行制片人介绍我和老魏认识，他当时看了非常喜欢。我记得他说剧本文学性很强，和他之前的风格很不一样，所以他很想尝试。我们就去勘景了。回来之后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在一起修改剧本。

2020年11月初，我跟他一起到拍摄地郴州资兴筹备，随着筹备的进行，出现了一些问题。老魏是一个现场型的导演，他到那个小镇上，会考虑很多现实的因素，比如说小镇的人口密度是多少，就像电影里的台词，“把摄影机探到生活里去，记录人们生活的样子"。但是原版故事其实是更形式主义的，更抽离的，凭空架起了一个小镇，现实逻辑在里面，不在外面。

我尽量配合他修改，可是我们两个越努力，越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变成了一个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怪胎。有一天老魏就跟我说，他不能拍烂片，他不想拍烂片，意思是如果这个剧本没有办法的话就算了，就不拍了。

但是在筹备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故事。我们入住的酒店后院的确有一个餐馆，那里的确有一个老板娘，她每天的穿戴与环境非常不相符，难以想象她怎么在这里工作。她平时很懒散，见到我们总是非常积极。她给了我第一个故事的想法。我抱着最后一丝幻想，说我们就玩一个飞一点的，推翻原来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老魏，当时他都快睡着了，然后突然跳起来，说这个可以。但是，这个故事显然太短了。他说没关系，我也有一个故事，这就是第二个女明星的故事。

第三个故事怎么办？我说就写我们两个平时争论的东西，用一种夸张的人物形象把它放进去，比我们本身的关系更激烈一点。我们就一起写了第三个故事，结构就出来了。当天晚上，我们写了大概五六百字的梗概，然后他拿着简单的梗概找到制片人，回来之后和我说，工厂大门同意了。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因为就像电影里，制片人说的，“我都All in了，你居然要换牌？"当时演员合同也签了，也都在按照原来的剧本筹备。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一财经：一般制片公司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难做这种决定。

康春雷：几乎不太可能。

第一财经：预感到写了六年的剧本被推翻，甚至再无拍摄可能的时候，会觉得难受吗？

康春雷：说现实一点，就是感觉错失了一个机会，不知道还要沉寂多少年，是这种感觉的难受。在当时的情况下，拿出一个彼此都满意的剧本，对我来说帮助会更大。我也参与过其他项目，会比较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跟老魏合作之后，我很信任他。我知道这个故事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但它不会是一个差的东西。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好，我是接受的。

第一财经：整个主创团队在得知你们要换剧本的时候，大概是怎样的情绪和氛围？

康春雷：我们写了一版剧本，又修改了一遍，给到制片主任。所有主创来开会，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把剧本发给他们，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全换掉了，这是要拍新的片子？然后我们立刻围读，读完之后大家就很兴奋。当然有一些部门比如说美术、选角团队会比较困难，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去重新找演员、置景。会有焦虑，但是大家还是很兴奋。后面的创作也非常顺利。

编剧的处境与话语权

第一财经：真实生活中，你和影片中的编剧有相似之处吗？

康春雷：有相似的地方。我和一些编剧朋友聊，他们看了片子，会觉得现实生活中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编剧的处境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悲惨，就是不太有话语权。现实生活中，我也面临着影片中编剧所面临的这些事情，但是人物性格更多还是塑造的。老魏那边也是性格比较偏离，他本人也没有那么强势和霸道。主要是考虑到观众要能接受，这组人物关系要有趣，形象鲜明。其实导演和编剧的这组人物关系像一对很古老的银幕搭档，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

第一财经：影片中可以看到，在资方、制片人、导演、编剧、影评人等构成的行业权力格局当中，编剧处于较低的一层。但在许多观众看来，华语电影在剧情方面一直有短板，在这种情况下，编剧仍然不受重视，在你看来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康春雷：我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支持剧作中心制的编剧。与作者电影、文艺片导演合作，编剧要更多考虑导演的个人风格，最终还是要靠导演去呈现和转译。你的剧本再好，未必是特别有效的。但在一些情节剧中、叙事性更强的电影里，是不是编剧的地位和话语权可以有相应的提高？我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短剧集。美剧都是编剧中心制，只要工业水平到了，编剧有换导演的权力。核心是叙事的电影，它的核心就应该是编剧。

前段时间，谢飞导演发了一篇文章谈电影要有文学性的问题。当然作为艺术电影，应该离戏剧和文学远一点，因为电影要发展它自身的叙事语言，但我想谢导说的文学性并不是文学小说，而是指电影创作者应该具备文学素养，他说的是一种素质，是你对人性和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当这个东西逐渐缺失的时候，编剧的位置当然就会相应地下降，它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第一财经：为什么这种素质，比如对人性和社会的观察，这些东西变得不重要了。

康春雷：当我们开始不把人当作“人"，当我们越来越多强调某种团体的时候，这个团体可能是，男性团体、女性团体或者某种主义。当我们越来越强调一些宏大概念，在这种概念里是没有人的，没有个性的，这种概念是一个符号，你并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去理解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导致这个世界越来越固化。感觉被诅咒了，一切都变成石头的这种感觉。大家好像也不太愿意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或者说跟他观点不一致的东西，这产生了非常大的隔阂，让我们越来越不了解对方。

第一财经：只能看到符号或者概念，对于创作而言可能也是挺致命的。

康春雷：把人当作符号之后，你不会真的在乎他。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简化过的人。他呈现到剧作里就是，有钱人是什么样子，穷人是什么样子，不同阶层的人是什么样子，男人是什么样子，女人是什么样子，小孩是什么样子，他们就都变得很固定而不生动了。

第一财经：影片里反复出现一句台词，“这是我们最接近电影的时刻"。对你来说，整个创作过程中，什么时候是“最接近电影的时刻"？

康春雷：那天首映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最接近电影的时刻，它交到了观众手里。那一刻，我想到的并不是它完成了，而是它还在发展。现实生活中，米依不用像小顾那样被困在一个地方，而是可以继续去完成做演员的梦想；杨子姗饰演的女演员陈晨没有办法回到原乡，和最初的恋人在一起，可现实中，她和爱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电影里，编剧、导演、制片人每天都很苦恼，好像永远都写不出这个剧本，可是现实中，我们把它完成了，还把它带到了观众面前，观众又用他们的生活经验丰富和重构着故事，我会觉得那个时刻很重要。

第一财经：原来的剧本还有可能和其他导演合作吗？有新的项目计划吗？

康春雷：我觉得要看缘分。当然希望有机会，我也考虑过是不是要把它写成小说。后面我和魏书钧还有项目合作，我们正在筹备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