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康沃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大卫·阿滕伯勒爵士说，目前世界上最富有国家所面临的决定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他是对的。此次峰会在危机背景下举行，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不平等加剧以及错误信息的“信息瘟疫"。

这些挑战使这个十年成为全球行动的决定性的十年。我们欢迎七国集团的新承诺——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一半，到2030年通过扭转生物多样性实现“自然积极"（nature positive），但作为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它们采取的这些措施最多只能算是差强人意。

126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最近的行动呼吁中指出：“包括人类和我们的社会在内的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的未来，都要求我们充当全球公地的有效管理者。"这一共识来自4月下旬由我们的组织联合主办的首届诺贝尔奖峰会（Nobel Prize Summit）——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未来。诺贝尔奖得主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专家齐聚一堂，评估我们超互联世界带来的风险。在一个以加速、规模和系统性冲击为特征的时代，我们探索了现在和今后几年能够取得什么成就，使世界走上更可持续的道路。

挑战艰巨又直观。除非我们在这个十年采取行动转变，否则人类的未来将面临巨大风险。具体而言，我们未能认识到社会和环境韧性的价值，放任对地球生物圈进行大规模不可逆转的改变。兹事体大，因此各国政府在11月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必须表现出与挑战的规模和紧迫性相称的雄心。

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危险的临界点。我们不仅从计算机模型支持的科学理论和复杂方程中知道这一点，而且从我们亲眼看到的情况中也知道这一点。南极和格陵兰冰盖的主要部分正在融化。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亚马孙雨林和永久冻土地区根部、树干和土壤中的主要碳存储正在减弱，随时可能崩溃。再分配全球热量的大西洋经向翻转洋流正在放缓。

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和经济高度不平等以及错误信息和谣言的日益蔓延，许多国家的政治正在动摇。这一过程现已通过数字技术和平台充分工业化，信息瘟疫威胁着我们有效应对全球危机的能力。

我们需要在科学方面投入更多资金，以便我们能够了解世界，推动有利于社会的创新。新冠疫苗的研制时间创出了纪录，是因为我们已经投资了十多年的信使RNA和免疫基因基础研究。七国集团政府现已承诺在研究开发方面开展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但我们还需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以加强科学知识的共享和对基础研究的投资。

国际科学机构网络也需要更多的投资。大学应该将地球管理的概念嵌入课程中。各个年龄段的教育都应强调证据的性质和科学方法，以帮助建立对特殊利益集团和偏颇媒体散布的谎言和错误信息的群体免疫。

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已经开启了巨大的经济变革。但是，没有经济活力，我们就无法取得我们需要的进展。虽然七国集团国家已经表示打算逐步淘汰煤炭，但大多数国家尚未拿出明确的日期和战略。随着碳预算的迅速减少，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无法保持气候稳定。

最后，所有国家都应当认识到，贫富差距的扩大助长了怨恨和不信任，破坏了困难的长期集体决策所需要的社会契约。为了减轻这些风险，我们应该用其他指标来补充GDP，更好地体现人与自然的福祉。今天的领导人需要大胆喊出正义的终极表达：下一代人有权利拥有宜居的生物圈。

人类的长期生存取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参加七国集团、二十国峰会以及今年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峰会的世界领导人必须以几个世纪和几代人，而不是以几年或几个月为时间跨度思考问题。与诺贝尔奖一样，他们应该以一个问题为指导：对人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约翰·洛克斯特伦系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玛西娅·麦克努特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布赖恩·施密特系诺贝尔奖得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校长。斯德哥尔摩韧性中心主任、 瑞典皇家科学院北耶尔生态经济研究所所长卡尔·福尔克，诺贝尔奖得主、新英格兰生物实验室首席科学官理查德·罗伯茨对本评论亦有贡献。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