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20日，英国人罗伯特·拜伦从威尼斯出发，开始了东方之旅。他以自驾为主要交通方式，经过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波斯、阿富汗，1934年6月抵达印度。次年，他在北京以日记体形式写下了这段旅行。

作为全书的题眼，拜伦心向往之的阿姆河就在阿富汗北部与苏联交界处。彼时，苏联对中亚各加盟国实施了封闭式管控，很多苏联人经阿富汗外逃，或渡过阿姆河后聚集在南岸区域。边境局势相当紧张，因此拜伦没有能够真正见到阿姆河。而且，就在拜伦抵达阿富汗的半个月前，阿富汗国王纳迪尔被一名高中学生开枪打死，当地人纷纷担心一场变局即将来临。

扑朔迷离的政治局势没有拖住旅行者的步伐，恶劣的气候和艰辛的路途却令其步履维艰。拜伦很快开始腹泻，随即恶化成痢疾，他只能返回波斯。等到来年春天冰雪消融，迎接拜伦的却是狂风骤雨、山洪倾泻。拜伦的行文风趣活泼，将跌宕的旅途描绘得精彩纷呈。而他对于沿途古迹建筑的细致描摹，更为他赢得了旅行家及文明鉴赏家的声誉。

二战前，阿富汗是英俄反复争夺的地区。二战后，世界进入美国苏联争霸的格局。1960年，71岁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来到这里，他看到两国工程师正在竞相为阿富汗修筑道路，他希望这有助于帮助阿富汗摆脱政治斗争的阴霾，重新成为文化和经济的国际枢纽。

汤因比的旅程从首都喀布尔出发，沿着环形主干道顺时针而行，依次抵达坎大哈、赫拉特、巴尔赫，最后回到喀布尔。与其他作者相比，汤因比的这次旅程享有最高规格的待遇：英国驻阿富汗大使全程陪同，两辆路虎保驾护航，所到之处都有顶级招待，无需担心后勤和安全。但旅程还是被狂风暴雨打乱了节奏。暴雨冲断路网、冲毁桥梁，当地官员带着人马不断为他们架桥筑路，保证他们断断续续地前行。

汤因比意识到，自古以来，穿越山区的商队都知道要避开河流峡谷，因为旅人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被峡谷困住的高涨河水，崎岖难走的陡峭山坡才是更好的选择。时光流逝，人们已经发现了能够翻越阿富汗山脉的所有步行路线，有经验的向导可以自由组合，避开泥浆、大雪和洪水。然而，当现代文明将开山筑路的工程带入山区腹地，却忽略了古老的智慧——避开河流的危险。这也将是不断侵扰山区路网的劲敌。

整个旅程中，汤因比和当地人的接触较少，这让他专注于回首阿富汗的辉煌历史：从犍陀罗到贵霜，从孔雀王朝到萨珊波斯，从花剌子模到莫卧儿帝国，从英俄大博弈到冷战，文明的兴亡与角逐，一直是这片土地不变的话题。

在汤因比抵达阿富汗之前不久，37岁的英国人埃里克·纽比进行了一场另辟蹊径的阿富汗之旅。1956年，他厌倦了时尚界的生活，想起朋友休·卡莱斯曾经给他讲过的失败的登山经历，于是发去一封电报：“6月你能去努里斯坦旅行吗？"这封电报开启了一次传奇般的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之旅。

7月的“120日之风"让他们看不清眼前唯一的路。每当遇到桥塌，他们会熟练地给发动机裹上防水布，给尾气口套上橡皮管，将汽车改造成一辆水陆两栖的机器。

很多评论家认为纽比不擅长风景描写，对异域文化也缺乏深入理解，然而，他对一切危险和困难都轻描淡写的叙述风格，却令这次奇妙的探险自成风格。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登顶米尔萨米尔峰的计划最终失败了，但这本记录一次不成功的冒险的书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历史学家的美好愿望终究没有实现，嬉皮士式的肆意探险也戛然而止。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随后苏军陷入了各势力游击队的泥潭，直至1989年撤离。塔利班在5年后成立，并迅速发展壮大。直至2001年，美国以打击本·拉登为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2001年圣诞前后，正在亚洲徒步旅行的英国人罗瑞·斯图尔特得知塔利班倒台的消息，直接从尼泊尔坐车返回阿富汗，开启了横穿阿富汗的徒步旅行。

斯图尔特溯哈里河而上，穿过高山隘口，再顺喀布尔河而下，到达首都。整个行程用时一个月，经过四个省：赫拉特、古尔、巴米扬和瓦尔达克，大致代表四个不同的地形、四个不同的民族：赫拉特的塔吉克人、古尔山区的艾玛克人、巴米扬的哈扎拉人、瓦尔达克的普什图人。

对于丝绸之路上的古代客栈、古城遗迹，他也充满了兴趣。而当他沉浸在每日的行走当中，或者看到当地人的艰难处境，又会不免发出疑问：辉煌的过去，对于当地人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

刘拓的《阿富汗访古行记》记录了2014、2017年他两次前往阿富汗的旅行。作者有考古学的背景，不过在这本书里，他更像是一位真正的“驴友"。

他会在旅行前尽可能周密地做好攻略，以飞机、包车为主要交通方式，利用有限的时间和金钱，尽可能地抵达每一个旅行目的地，在危险中莽撞前行，在挫折中放声哭泣。相隔三年的两次旅行，让他可以捕捉到阿富汗局势的瞬息变化，也充分感受到阿富汗人的热情、狡黠、虔诚，以及他们面对变化和危机的坦然。刘拓曾经将他2014年的那段经历分享在旅行论坛上面，这本书也是最新鲜出炉的一份旅行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