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农业关乎国民的生存发展，而扩大农产品出口是增加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加入WTO的2001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仅为154.7亿美元，而2017年已增加至735.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0.2%^①。显然，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中央1号文件自2014—2017年连续14年聚焦“三农"、重视“三农"。伴随着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也日益增多。2016年，中国有34.1%的出口企业遭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由此引致的新增成本约300亿美元，直接损失约500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企业新增成本约6亿美元，直接损失约40亿美元，约占农产品出口总额比重的0.8%和5.1%^②。可见，技术性贸易壁垒现已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1]。

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涉及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动物卫生、植物卫生与食品安全措施两方面内容，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具有双向性，既可以产生贸易抑制作用也可以产生贸易促进作用^[2]。一方面，满足目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要求会增加包含企业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等在内的额外出口符合成本，其可能会降低潜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甚至会将低生产率企业淘汰出市场，最终对贸易流量产生抑制作用^[3-5]。另一方面，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客观上具有增强产品信息披露、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产品质量、强化消费信心，从而提高消费需求的作用，这对贸易流量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6]。

鉴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限制作用，一些国家（地区）将其作为限制进口、进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相较于其他产品，农产品更容易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7]。那么，采用什么方式可以有效化解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的不利影响呢？实际上，WTO成员在TBT/SPS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特别贸易关注（Specific Trade Concerns，STCs）是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键举措。一般来讲，如果一成员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阻碍了其他成员的贸易，那么受影响成员能在委员会会议上对该措施提出特别贸易关注，并要求措施实施成员对相应规定进行澄清或修改。作为解决贸易障碍的重要途径，特别贸易关注已被众多成员所运用，中国也不例外。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运用这一机制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解决贸易纠纷的能力与发达国家（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也尚未引起重视。由此，本文将从特别贸易关注视角切入，考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这不仅可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也能为在WTO框架下有效运用特别贸易关注机制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提供数据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特别贸易关注机制在各成员的广泛运用，针对特别贸易关注的研究逐渐增多。目前，国内研究大都集中于描述性统计等定性分析^[8-9]，而国外逐渐有学者开始将特别贸易关注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量化指标来探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例如，Disdier和Tongeren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的农产品进行分类，以识别各成员通报措施的背后动机。他们认为，如果非关税壁垒的高通报率与特别贸易关注的高提出率具有一致性和对应性，则意味着这类非关税壁垒具有潜在的保护主义效应^[10]。Fontagne等的研究表明，SPS等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实施，既降低了企业对出口市场的参与度，也降低了留在市场中企业的出口贸易额^[11]。Crivelli和Groeschl运用Heckman二值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SPS措施对农产品出口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严格的SPS措施对出口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一旦进入目的国市场，贸易流量往往会更高^[12]。Fontagne和Orefice研究了TBT措施对法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严格的TBT措施会导致出口企业退出市场，并且对产品出口到多目地市场的企业而言，其退出的概率更高^[13]。田曦和柴悦考察了限制性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其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14]。

与此同时，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也大大深化了学术界对其的理解和认知。当前，众多学者将WTO技术性贸易措施和动植物检验检疫（TBT/SPS）的通报数量作为衡量技术性贸易壁垒严苛程度的指标来考察其贸易效应。例如，Disdier等使用该指标估计技术性贸易壁垒对OECD成员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著为负^[15]。Ferraz等使用该指标探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巴西出口的影响，得出TBT/SPS对巴西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16]。上述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技术性贸易壁垒抑制了产品出口。然而，有些学者得出相反结论，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并没有抑制出口贸易，反而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秦臻和祁春节以TBT/SPS通报数量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得出技术性贸易壁垒有效促进了中国园艺产品出口^[17]。彭勇建立了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结论显示，技术性贸易壁垒显著推动了中国农产品出口^[18]。当然，除通报数量这一指标外，还有学者以农药最大残留量^[19-20]、SPS/TBT法规或标准数量^[21]、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年份的虚拟变量^[22]、频数比率和贸易覆盖率^[23]等指标来衡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严苛程度，但在当前已有衡量指标中，通报数量的应用最为广泛。

尽管上述研究对特别贸易关注和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遗憾的是：第一，对于特别贸易关注领域的研究，中国学者仍以描述性统计等定性分析居多。而实际上，鉴于特别贸易关注的优势，部分国外学者已用特别贸易关注衡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第二，在以往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中，多以通报数量来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然而，这一指标存在一定局限性：①无法清晰界定是哪一类技术性贸易措施。②不包含双边维度。如果WTO或TRAINS通报技术性贸易措施并将其记录数据库中，研究时必须假定该措施会对所有出口企业产生影响^[24]。但事实上，由于出口产品和市场结构异质性的存在，出口企业受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也并不尽相同。③仅记录一成员是否通报技术性贸易措施，却未标明该措施能否构成贸易障碍，从而无法准确判定通报数量与贸易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5]。对此，本文将基于WTO的特别贸易关注数据来构建能够较为准确反映技术性贸易壁垒严格程度的有效指标。相比于前人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上来看，本文以WTO的特别贸易关注数据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可较为准确地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实际影响，为规避和突破壁垒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同时，区别于以往的定性分析，本文将特别贸易关注运用到实证研究当中，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相关研究。从实践层面来看，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能为中国更好地在WTO框架下有效运用特别贸易关注机制，应对和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贸易保护提供有力支撑；其研究结论也可以为中国如何化解贸易风险、实现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3 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不同于配额、禁令等非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加灵活和隐蔽，因而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也不如其他非关税壁垒直接或具有特定的方向性。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具有抑制作用^[26]；但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会促进出口贸易^[27]。鉴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影响方向的不确定性，本文将从抑制效应和促进效应两个层面来解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的作用机理。

第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抑制效应。具体而言，抑制效应主要通过对出口农产品的数量抑制和成本增加来实现。①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农产品的数量抑制效应。从表现形式来看，进口国（地区）会通过对进口农产品制定标准及技术法规、设置合格评定程序或规范包装标签等方式来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如果出口企业的农产品完全符合进口国（地区）提出的各项标准，那么其产品可自由进入目的国（地区）市场，这种情境下技术性贸易壁垒并未对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抑制效应；然而，一旦出口企业产品未达到进口国（地区）各项要求，那么其产品将被禁止进入目的国（地区）市场，这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将会对出口农产品产生数量抑制作用^[28]。②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会增加包含企业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等在内的额外出口符合成本，降低潜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概率，甚至会将低生产率企业淘汰出市场，最终对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抑制效应。因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增加的固定成本主要包括操作代码和设备的升级、证书的获取、市场要求的一致性、新产品设计和生产链调整等；可变成本则主要包括技术标准升级、产品及包装调整、海关检验检疫程序延长交货的时间成本等^[29]。此外，出口企业在进入目的国（地区）市场之前其产品还需通过相应的合格评定程序，这部分费用也由出口企业来承担，这实际上也增加了出口企业的额外成本。同时，出口企业为及时了解和获取进口国（地区）的技术法规和标准、标签和包装要求以及产品检验检疫制度的变化，需要雇佣专业人员，这进一步加重了出口企业的成本负担。总的来讲，进口国（地区）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通过增加出口企业成本使得出口产品价格提高，来降低农产品竞争力，限制进口需求。

第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具体而言，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通过以下3个渠道促进农产品出口贸易。①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消费者在市场上往往是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其在寻找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时，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30]，因而信息搜寻成本也较高。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客观上会释放出有关食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方面的有效信息，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也降低了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同时，也会迫使市场上的企业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来规避出口风险，最终这也起到了强化消费信心，提高消费需求的作用，从而对农产品出口贸易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②目的国（地区）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对出口企业产生“倒逼机制"，即出口国（地区）为维持原有的市场地位及利润水平，会化被动为主动，通过技术创新来突破目的国（地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此外，技术创新有益于出口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而这又是影响企业边际成本的重要因素；企业生产效率越高，其边际生产成本也越低^[31]。因此，“倒逼机制"引致的出口国（地区）企业技术创新还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边际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来促进出口贸易。③“出口中学习效应"。在遵守目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时，农产品出口企业为保证产品质量，就需要不断更新其在产品运输、储存过程中熏蒸室、冷藏或冷处理等方面的设备投资，这实际上也属于企业的固定成本。但是，伴随着企业“出口中学习效应"能力的提升，新增固定成本将会被分摊到更多的出口产品中，一旦达到经验阈值之后，这些措施将不再成为企业出口的贸易壁垒^[32]。综上所述，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方向具有不确定性，由其引致的贸易抑制效应和贸易促进效应的大小来决定。

4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4.1 计量模型构建

在从理论上厘清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贸易作用机制的情境下，本文将基本引力模型进行拓展，基于特别贸易关注视角检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基本模型为：

在公式（1）中，T_ij为i国（地区）与j国（地区）的双边贸易额；M_i和M_j分别表示为i国（地区）和j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D_ij为两国（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A_ij为影响出口贸易的其他因素。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将基本引力模型进行拓展来考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业贸易的影响^[2，33]。鉴于此，本文将基本引力模型进行拓展，引入特别贸易关注、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贸易开放度等变量来进行实证检验，模型为：

在公式（2）中，i代表中国，j代表进口国（地区），k表示HS6位码农产品，t表示年份。value_ijkt表示i出口国（中国）在第t年出口农产品k到j国（地区）的贸易额，本文对出口贸易额进行加1处理以保留零贸易流量。为控制国家特征、产品规格和时间趋势，本文在模型中还分别引入进口国（地区）j、产品k和时间t的固定效应，即fe_j、fe_k和fe_t；β₀为常数项；μ_ijkt为随机误差项。

4.2 变量选取

（1）核心变量。特别贸易关注（STC），若t年中国对j国（地区）的产品k提出特别贸易关注，则取值为1，否则为0。相较于以往研究中衡量技术性贸易壁垒严苛程度的通报数量指标，特别贸易关注的优势在于：①能够确认进口国（地区）提出的具体技术性贸易壁垒。②衡量维度是双边的，可以识别其所针对的具体国家（地区）。③特别贸易关注报告的是出口国（地区）认为会对其出口贸易产生重大障碍的措施。

（2）控制变量。出口国（地区）供给能力和进口国（地区）需求能力分别用gdp_i和gdp_j来表示。理论上来讲，出口国（地区）GDP越高，其供给能力越强；进口国（地区）GDP水平越高，其需求能力越大，两者预期符号为正。本文中的GDP数据以现价美元来表示，这是因为HS6位码的农产品出口额数据也是以现价美元来计算^[16]。人口规模（pop），用一国（地区）的人口数量来表示。一国（地区）人口规模越大，一方面会增加对国外（其他地区）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会促使国内企业提高产量，实现自给自足。贸易开放度（open），以一国（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地理距离（dist），用首都北京到目的国首都之间的绝对距离来表示。

4.3 数据来源

特别贸易关注（STC）数据来源于WTO的TBT/SPS信息管理系统，该数据库记录了各成员所提出的每一项关注，其所包含的数据信息主要包括：①提出与被提出关注的成员。②对关注持支持态度的成员。③关注提出的时间、涉及的产品编码以及后续讨论频次。④该关注是否得到解决。这些数据信息不仅有利于考察特别贸易关注视角下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也为本文拓展分析部分探讨特别贸易关注的被讨论频次和是否由多成员共同提出的影响提供了数据支撑。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整理的特别贸易关注数据基于的是HS6位农产品编码。如果一项特别关注只将HS2位、HS4位或HS5位列入关注范围，那么本文则认为HS2位、HS4位或HS5位下的所有HS6位农产品均受到影响。此外，本文研究样本仅包含提出国为中国且涉及农产品为HS编码1～24章农产品的特别贸易关注。在样本期内中国共对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埃及、欧盟、日本、菲律宾及美国这8个成员提出过特别贸易关注，涉及的HS6位编码农产品种类达558种。农产品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③，并以HS1996分类标准整理获得。GDP、人口规模等其他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④，国家（地区）间贸易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⑤。表1为实证分析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进行基准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可以发现，特别贸易关注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模型2～模型6为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特别贸易关注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一致显著为负。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特别贸易关注视角下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意味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限制效应要大于贸易促进效应，从而导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的下降。具体而言，模型6中特别贸易关注变量系数是-2.823，表示若中国对j国（地区）的农产品为提出关注，中国对其的农产品出口额将会减少94.06%。这一数值远大于将通报数量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严苛程度测度指标的研究^[15-18]。原因在于，通报数量无法准确判定其与贸易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通常只有在一国（地区）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其他成员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该成员才会提出特别贸易关注。换言之，特别贸易关注主要聚焦于给成员造成贸易障碍的措施。

此外，中国的GDP每提高1%，农产品出口额会增长0.472%；进口国（地区）的GDP每提高1%，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会增长0.684%，与预期相符。进口国（地区）的人口规模每提高1%，中国对其的农产品出口额将下降0.357%，表明随着一国（地区）人口规模的增长，国内企业更倾向于提高产量以实现自给自足，进而减少农产品进口。进口国（地区）的贸易开放度每提高1个单位，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将会增长0.092%，表明一国（地区）贸易开放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其进口。两国（地区）的贸易距离每提高1%，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将会减少1.640%，表明贸易距离的提高增加了贸易成本，从而阻碍了农产品贸易。

5.2 稳健性检验

在以往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中，较少考虑到关税的贸易保护作用，这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导致有偏或不稳的估计结果。为了避免这一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将双边关税作为控制变量引入计量模型中再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3模型7所示。此外，针对核心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论的有偏或不稳，本文主要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来解决。运用这两种方法进行估计的首要前提是要选择或构建合理的工具变量，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若同时满足：①中国对进口国（地区）j除产品k还对其他至少1种产品存在关注。②除了中国对进口国（地区）j的产品k存在关注，至少还有1个第三国（地区）对其存在关注，则取值为1，否则为0^[13]。实证结果如表3模型8和模型9所示。

表3模型7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双边关税的情况下，特别贸易关注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抑制效应不会因遗漏双边关税变量而产生偏差。同时，双边关税对出口贸易的负向影响的结论也与Disdier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5]。模型8和模型9的结果显示，在尽量弱化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特别贸易关注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说明，无论是在考虑农产品关税还是内生性问题的情境下，特别贸易关注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一致显著为负，基准回归的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5.3 拓展性分析

在TBT/SPS委员会上，WTO成员既可以对其他成员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提出新的特别贸易关注，也可对以往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关注进行申诉和讨论。对此，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关注和讨论频次的交互项（stc×num）检验讨论频次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4模型10所示。此外，理论上来讲，特别贸易关注可由一个成员单独提出，也可由多成员联合提出。在一成员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多成员产品出口均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不同成员之间更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共同提出关注。对此，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特别贸易关注和是否由多成员共同提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stc×multi）考察关注是否由多国共同提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其中，multi定义为：如果t年中国对成员j的农产品k提出的特别贸易关注是由多成员提出，则取值为1，否则为0。实证结果如表4模型11所示。

表4模型10显示，特别贸易关注系数、关注与被讨论频次的交叉项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特别贸易关注被讨论频率的上升会加重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抑制效应。这一结论并不符合预期，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由于特别贸易关注的提出和磋商存在成本，所以一般而言，只有对被实施成员出口具有较大影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才会被多次讨论。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导致尽管从理论上看，“通过各成员之间的提问和磋商，讨论频次越多越有助于关注的解决，从而缓解或避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负面影响"^[14]，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因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被实施成员出口的不利影响很大，导致相关利益方难以协商一致，即使经过多次讨论，最后还是难以挽救被实施成员出口的不利局面。表4模型11显示，特别贸易关注系数、关注与是否由多成员提出的交叉项系数也都显著为负。这表明关注若是由多成员提出，则会加重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其可能原因在于，多成员共同提出一项特别贸易关注意味着该项壁垒波及范围更广泛，实施所带的影响也更深刻。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伴随着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日益增多，中国农产品出口频频受阻。因此，如何合理评估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如何妥善应对和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当前亟须研究的问题。区别于以往文献中衡量技术性贸易壁垒严苛程度的通报数量指标，本文的特别贸易关注指标聚焦于给成员造成贸易障碍的措施，克服了通报数量指标的种种缺陷，实证所得结论更为准确可靠。具体地，本文首先从特别贸易关注视角切入，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农产品出口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解析；其次将2001—2017年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微观数据与样本期内中国提出特别贸易关注的宏观数据相匹配，运用规范的计量方法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特别贸易关注视角下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在考虑双边关税以及构建特别贸易关注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情境下依然成立，且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此外，拓展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一项特别贸易关注被讨论的频率越高、关注由多成员提出均会加重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抑制效应。

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农业大国，目前中国运用特别贸易关注机制化解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约束的能力与发达国家（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本文基于特别贸易关注视角探讨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一方面丰富了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为中国有效利用特别贸易关注机制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提供实证支撑。鉴于此，本文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可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对特别贸易关注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工作，深入剖析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运用特别贸易关注机制提出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第二，持续推动跨部门有效协作，不断提升协同应对特别贸易关注的能力。目前，中国TBT/SPS立法和执法工作涉及商务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多个部门，部门之间极易出现权力交叉或空白，从而可能导致应对特别贸易关注能力和效率的下降。对此，政府应推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促进中国TBT/SPS工作的有效开展，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合法权益。第三，强化WTO成员之间的合作交流，形成利益共同体。成员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往往涉及多个出口成员的贸易利益，政府应与具有共同贸易利益的成员积极协调，达成一致立场，在WTO的TBT/SPS委员会上联合提出特别贸易关注并进一步表达观点，进而推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有效解决，维护本国合法正当的贸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