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缅怀先祖，往往借助墓志铭，以示先人德望，教化后代子孙。作为独特的传记体文学体裁，墓志铭记录着人品操行、家庭生活、地方世态与文化风俗等。古人为逝者编纂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行为，也成为了家族史、人口史和社会史等方面的重要研究素材。

但是，由于墓志铭致力于塑造亲者效仿、尊者赞颂、后世流传的道德典范，往往存在着夸大过誉之嫌，反而模糊了传主的真实面目。而且，执笔之人往往饱读儒家经典，使之不仅是追念故人和稳固家族的文化传统，也是提升墓主家族社会地位的文化工具，还是强化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价值载体。

尽管墓志铭存在歌功颂德等方面的弊端，作为传记体与回忆录相结合的独特文体，它也经常记录生活琐事、性格癖好、社会交往等多维度的私人内容，对正史编纂与人物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丰富作用。毕竟，二十五史所记载的都是名望群体，侧重于职务及事迹等内容，性格刻画与生活细节等方面往往付诸阙如。由于墓志铭记载着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之人，叙述着不同时代里的人生故事，尤其是小人物的故事，填补了正史以外的历史面貌，能够让我们窥探到不同行业的社会境况。

尤其是中国历史书写往往忽视女性，社会伦理也让女性缺乏公共生活；这些鲜活的生命，反而在墓志铭上得到很好的记载和追思。女性志主的墓志铭，也能呈现不同朝代的女性婚恋观念、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等级观念，乃至生死哲学观念。甚至，有些墓志铭本身就出自女性之手。在这本《追怀生命》中，仿佛时代密码一般，不同朝代的墓志铭都能窥探到当时社会的诸多议题。

以往中国历史的书写，有比较重的汉文化中心论。比如，宋时对金辽的书写，往往源自宋人的视角，导致留下的传世文献受到了既定观念的左右。本书所举少数民族的墓志铭，能让读者了解辽代的内政与外交等，也能窥见不断变动中的地缘政治与历史人物的抉择问题。而通过“五胡乱华"“安史之乱"“明清鼎革"等时期墓志铭所记载的生活琐事与婚恋细节，更丰富了古代社会世系与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地位等后世认知。

当然，墓志铭撰写者对志主的关注点，也会随时代而变。在唐代，由于世族门阀在中古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代墓志铭往往更关注家世的显赫。唐宋变革之后，社会精英的身份由贵族门阀演变成为“读而优则仕"的士大夫，墓志书写也随之发生变化。

而宋代就与唐代大相径庭，墓志铭往往更加强调志主的教育、性格和职业成就，突出志主自身的重要性。有意思的是，宋代的墓志撰写和墓志碑刻已成产业化，精致的辞藻和古典的修辞随时备用，方便生意上门时能够立马复制。这就导致出土的宋代墓志铭，经常出现重复的词句。抄袭或洗稿的现象，也随墓志碑刻的产业化而逐步扩大。

到了南宋，通过儒家教育来参加科举考试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为了确保家族内人出人头地，兄弟子侄会集力供一人走科举之路，其余人等则会走经商的治生之道。不管是经商还是科举，迫于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加，宗族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丧葬礼仪也成了强化宗族纽带的重要手段。在儒与商的地位不断融合之际，通过复杂而严格的礼仪遵从，能够让真正的儒学家族与其他族群区分开来，更能维护儒家知识分子的体面。

明末之际，儒家正统所确立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也随着商业的发展而使得界限越来越模糊：潜在的阶层竞争，逐渐变成了“士商合流"。士大夫们开始为商人提笔作传，商人也高金寻求儒士文笔为自己立传，希望自己家族也能像读书致仕的儒学家族一样光耀门楣，从而留下了很多商人的墓志铭。

在这些墓志铭中，儒家知识分子在描述行商坐贾时，多少会在歌颂商贾与崇尚儒家之间表现得有点扭捏作态。但是，商人的崛起并未对既有秩序形成真正的挑战，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依然紧靠儒家意识形态；在商人的墓志铭中，往往会表达志主在万般无奈之际选择弃儒从商，新贵暴富之后仍要回归故里进行宗族建设和襄助儒学。

除去追怀先祖的悼念意义之外，墓志铭的撰写碑刻也是名利双收的重要产业。比如，在唐代，墓志铭已经是一种显要声望的文学创作体裁，墓志铭的文本也越来越成为流行的书写题材，甚至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网络中传阅开来，最终收录文集进行刊刻留世。我们熟知的文学家韩愈，一生创作七八十篇墓志铭，后世诟为“谀墓"之嫌，毕竟“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而对于逝者家族而言，墓志铭的流传，不仅能够维系家族声望，还能让活着的人享受着社会声誉。

更有趣的是，从唐代下半期开始，墓志铭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崭新的行孝方式；到十一世纪，为父母先祖求得一篇由名家执笔的墓志，这已是宋代士大夫的重要追求。更有后代公开渲染丧亲之痛，以求感动墓志作者，或为求墓志铭而长期搁置父母丧事，最终反被墓志作家树立为孝子的典型。

即使德高望重的北宋文人，也倾向于请求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或文学家为父母亲作墓志。毕竟，由亲朋或名家来歌颂逝者的道德功业，比人子自身执笔更为恰当，也免了瓜田李下之嫌；何况，墓志铭作者名望越高，作品传世的几率就越大，家族名望的流传也更广更久远。所以，墓志铭的书写，对于逝者、逝者后人与墓志铭执笔人三方而言，都是一笔名利双收的文化生意。

当年李时珍乞求比他小十岁的文坛泰斗王世贞给《本草纲目》作序，意在“愿乞一言，以托不朽"。苦等十年之后，李时珍终于如愿以偿；而王世贞也顺水推舟，直呼李时珍为“真北斗以南一人"。相较之下，墓志铭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更为重要，除去追怀逝者外，也多少暗藏“乞一言以托不朽"的功利心态。不管如何，先人已逝，入土即安；至于后人，如何缅怀，都放宽那份心吧。

延伸阅读

本书通过解读五代武人的墓志和碑铭，为五代阶层流动、文武交流研究提供新材料。书中从文人如何书写武人、武人之文事与武功、武人之后代和转型三个方面，分析解读五代武人的家庭结构、仕宦经历、上升通道、观念信仰等，探讨并重新评估了武人在五代至宋初的历史角色和地位。

本书结合百种以上的史料，通过探讨墓志笔法与史学方法、社会流动中的妇女角色，呈现古代女性多元身份，呈现了一幅五代女性图像，不但观察了五代至北宋社会家庭史的连续和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人对五代时期“男尊女卑"，女性“无所作为"的固有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