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之下，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并开始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恢复经济正常化。与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仍深陷疫情冲击相比，中国率先走出疫情阴霾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惊讶，这使得市场对中国率先恢复经济抱有极高的憧憬。

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要恢复经济，最看重的指标是企业的复工复产。到目前为止，国内有关于复工复产率的各种说法。3月17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除湖北等个别省份外，全国其他省（区、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复工率均已超过90%，其中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广西、重庆等已接近100%。4月15日，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秦志辉介绍，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为84%。从行业看，第二产业复工率高于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复工率高于生活性服务业。从地区看，25个省份的复工率超过80%。4月20日，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称，我国央企复工复产率已达99.4%。5月1日，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全国生活服务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80%以上。

毫无疑问，复工复产启动了生产制造和服务活动，推动了各个产业环节重新启动，也让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有工作可做。各地政府为复工复产做了大量工作，仅仅在疫情防控之下让上亿的农民工复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工程。

部分外资也感受到复工复产的变化。《巴伦》周刊在5月6日的文章中讲述了在华外资的复工复产复市。星巴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文?约翰逊（Kevin Johnson）说：“我们在中国的门店几乎全部开放了。4月份，中国的可比门店销售额下降了约35%，但与2月中旬每周下降90%相比有了显著改善。我们相信，除非有新的干扰事件发生，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将在第三季度末前就全面恢复。"美国康明斯公司首席执行官兰博文（Tom Linebarger）称：“受疫情影响，公司中国区收入第一季度下降了19%，大多数工厂停产了4至6周。但到第一季度末，我们在中国的所有制造工厂都已全面投入运营，自从复工复产以来，由于制造商都在为需求反弹做准备，我们拥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量。"美国杜邦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布林（Edward Breen）说：“在中国，我们第一季度销售额下降了1%，但这一数据比预期的要好很多。4月份，我们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6%至7%……尽管情况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但是从下降1%到增长6%或7%，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不过，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在全球化之下，率先走出疫情紧急状态，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就率先恢复正常，个别产业环节的复工复产，也不意味着产业链、供应链就恢复正常。要指出的是，当前复工复产较好的都是有一定规模的大中型企业，它们的恢复状态并不代表所有的市场恢复情况。尤其是对于小微企业，其恢复正常运营的难度比估计的要大得多。

很少有人知道，全球80%以上数量的钟表都产自中国，其中又有80%来自广东，广东的钟表产业以中低端、国际代工为主。到广东投资设厂31年的香港得利钟表，是广东钟表产业的名片之一，年产手表360多万只，为瑞士名牌高端手表提供套件70多万只。71岁的得利钟表集团董事长梁伟浩坦言，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他面临的最大危机，高度依靠外部订单存活的广东钟表工厂面临生存考验。3月初，得利钟表90%的员工回来了，高速运转一个星期，生产力恢复到了93%，并且带动了上游企业在3月份复工。但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海外疫情大爆发，彻底打乱了复工节奏，欧美部分国家封城、封国，海关停止运作，得利不得不暂停出货。梁伟浩认为，复工复产有四重困难：一是接到客户通知，要求延后出货；二是如果暂停生产，会影响将来的复产；三是客户如果在五月复运，企业有没有货交给人家？会不会失去客人信心和手上的订单？四是资金困难，维持生产、支付工资、购买零配件都需要资金。

上述例子显示，在海外需求减少、订单消失的背景下，在全球供应链中断之下，单一环节的企业复工复产并不能保证产业链恢复，也不会必然带来经济复苏。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政策部门不能向中小企业提供减免税，不能提供资金支持或是免息贷款，那么唯一有效的政策，就剩下鼓励中小企业，尤其是受到世界市场重创的中小企业，采用无薪假的方式，冻结业务。与一味追求复工复产相比，这样的政策至少保留了“会下蛋的鸡"，虽然这样做可能在短时期内会增加一定的失业，造成一定的就业压力，但起码企业还有机会存在，等待市场回暖，再重新出发。如果一定强制要求企业复工，强制企业不能解雇员工，那么实际上企业能够坚持的时间更短，最后大家一起下沉，没有机会和可能性再出发。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的政策应该冷静，对复工复产要区别对待，否则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尤其是一些本来就积压了大量产品、面临资金短缺而且援助无望的企业，再加上沉重的员工薪资以及无效运营的成本负担，如果强制要求其复工复产，只能是更快地消耗掉仅存的运营资金，让企业更快走向死亡。

从宏观趋势来看，安邦已经反复声明，这次病毒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可能的持续时间达2年之久，寄托于经济立即出现V型翻转是不现实的。欧足联甚至认为疫情会导致3年的影响，而奥委会正在讨论是否取消2021年的奥运会，日本则已清楚表明，如果2021年奥运会也不能举行，那么他们做好了彻底放弃的准备。要强调的是，急刹车之后的经济再启动，不是启动一家企业的问题，任何一家企业都要等待整个供应链上每一个环节再启动，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和迟滞，那么整个链条的启动就会落空。所以，这种再启动实质就是一种重组生产的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大量的时间。为此，我们建议，政策部门应该对于经济恢复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强制要求复工复产上面。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了。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企业复工复产率是中国在疫情后经济恢复时看重的指标，也是多个地方、多个部门努力推进的经济恢复进展。但在疫情大流行之下，全球供应链中断、海外市场需求变化，给复工复产带来了新的难题。为此，我们要对复工复产保持冷静态度，不能搞一刀切，而要灵活地推出多种政策，来保存中小企业共同构成的产业生态，为今后的经济复苏保留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