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2015～2020年度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和北京、广东、成都等地社会企业认证试点目录中选择具有典型性的6家环境类社会企业，主要从社会创新的视角对其技术、业务、产品、制度等不同切面进行实证描摹，由此归纳我国环境类社会企业发展机制在制度框架、形成路径和信息技术支撑等维度上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并进一步提出现阶段促进我国环境类社会企业发展的发展机制。

2016年，在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引领下，我国信息技术产业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发展阶段，表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产业发展持续活跃，规模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投资向好成为新亮点，智能硬件、虚拟现实、人工智能、OLED等热点纷纷涌现，为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与此同时，受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影响，我国信息技术产业进出口形势依旧严峻，“双降”态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在此基础上，本文对2017年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形势做出了五点展望，提出了应加快推进虚拟现实产业前沿布局、着力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培育各类企业共生发展的产业生态、加强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海外并购、建立良好的产业出口应对机制等对策建议。

在全球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复苏乏力、挑战上升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速有所下降，但以人民币计价的降幅和以美元计价的降幅分别较2015年收窄6.1个和1.2个百分点，进出口数量指数则呈现企稳回升态势。2017年，国际环境复杂性进一步凸显，地缘政治风险、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经济规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等都将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多重影响，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压力依然较大，但中国经济、对外贸易表现出较大韧性，结构调整逐步推进，将是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建议中国与美国全面开展经济合作，化解分歧，这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穿越不确定性迷雾，为世界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完善广东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之一。本报告通过对发展广东民间投资的体制机制的研究，发现阻碍广东民间投资发展壮大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具有可行性的解决对策，促使广东民间投资得到大发展和大提升。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湖南是传统农业大省，县域面积占全省面积的96.9%，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的小康水平决定了全省的小康水平，县域的发展潜力决定了全省的发展潜力。当前，湖南县域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转方式和调结构深入推进、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格局重新调整、省内四大板块区域互动格局初步形成、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等新形势和新任务，必须适时调整发展思路，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全省县域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围绕开放40年来广东对外开放体制改革过程，探讨广东外贸体制自由化发展方向。改革开放40年来，外贸领域逐步放松计划经济体制，沿着“外贸经营权—管理体制改革—市场机制—国际接轨—国际高标准”线索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艰难改革，已经初步形成了国际化外贸体制；未来将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推动广东外贸高度开放，形成外贸开放新体系。在外贸体制开放的激励下，广东外贸实现了崛起，多年一直引领全国外贸发展；未来依托高标准体制机制建设，广东外贸结构、市场结构、主体结构等调整将进一步深化，促进广东外贸区域协调发展、外贸方式转变并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实现广东从外贸大省走向外贸强省跃升。

广东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需要研判自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现状，分析广东与沿线国家产业贸易和投资的互补竞争性。本文构建区域产业贸易和投资相似度和结合度指数，基于面板自回归模型（PVAR），考察1995～2014年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互补性和竞争性的演进状况，研判广东与沿线国家产业贸易与投资竞合状况和联动性。研究发现，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广东与东盟和南亚产业的竞争性最强，与西亚和中亚互补性最强；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的滞后贸易或投资对当期贸易或投资存在正向影响；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存在联动性，相比贸易增加，投资增加的响应速度更快；“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产业贸易和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较产业贸易，其对产业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

流量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通过各种经济要素向核心区域高效、有序和规范地流动，在核心区域集聚并重组、整合和运作，实现能量的放大和能级的提升，进而向周边区域辐射与扩散，达成核心区域与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发展流量经济的实质就是整合提高各种要素的协同效应。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要素不是独立流动的，它们互相之间交杂糅合在一起，任何一种要素的流动都会或多或少带动其他要素的同步流动。流量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除了上述的流量要素外，还应该具备其运行必需的载体、支撑平台及发展环境，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才能构建完整的流量经济结构体系。流量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其运行规律在于通过一个区域性平台，集聚资金、人才、信息及技术等众多资源要素，并通过该区域性平台进行重组、整合及运营，从而促进相关产业部门的发展，形成倍增效应，辐射到周边乃至更广的区域。

2014年，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背景下，广州继续围绕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战略目标，着力推进“三中心一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商贸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商贸业总量规模继续平稳增长，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7697.85亿元，比2013年增长12.5%，增速比广东省（11.9%）高0.6个百分点，比全国（12.0%）高0.5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达48701.54亿元，增长18.0%；商贸业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第四次被评为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一名；电子商务、商务会展等新兴业态业种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报成功，南沙新区新的增长极即将形成；商贸业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聚集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国际商贸中心地位进一步提升。2015年，广州商贸业发展将面临国内外复杂的市场环境和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也存在诸多发展机遇和内在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和多项促内需扩消费政策的影响下；在广州及整个经济腹地经济和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引领带动、“互联网+”。

2015年，我国出版改革稳步推进，出版企业上市融资迎来热潮，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图书市场正处在一个由技术发展、渠道变革、阅读习惯等多方面因素推动的变革发展阶段。本报告结合相关数据，对2015年图书产业发展现状、热点、趋势进行分析。

2021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始之年，主要任务目标是确保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并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脱贫群众持续增收，避免发生规模性返贫。但2021年7月以来，河南多地受特大洪涝灾害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不利因素影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对此，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排查，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灾后重建和疫情防控两手抓，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与商业创业相比，“社会创业”是一个新兴的概念，虽然尚未有对“社会创业”的统一定义，但普遍认为社会创业既需要囊括社会的属性，也需要发挥商业的特性。社会创业者在进行社会创业的同时，不仅要实现商业效益，而且要实现社会效益。我国社会创业研究和实践均起步较晚，但也形成了中国情境下独特的社会创业特征。可预见的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社会创业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乡村建设战略的指引下，将发挥社会价值使命和社会创业生态的独特优势，不断创新创业形态，在女性社会创业、数字化社会创业、社区社会创业方面发挥社会效益。

河南省作为粮食主产区肩负着粮食安全和绿色发展双重目标，面临较大压力。尽管河南省化肥减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化肥使用总量和施用强度依然偏高。化肥施用强度过高将影响河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当前河南省存在化肥施用强度较高、主要粮食作物大市肥耗较高、化肥减量技术推广不甚理想等问题。本报告在借鉴先进地区测土配方、种养结合等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基层推广技术体系，促进化肥减量增效，加强种养结合，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加强绿色发展新技术的使用，保护耕地质量等相关对策建议。

中俄农业合作有深厚的基础，并已成为相互农产品贸易的重要伙伴。2014年，中俄农业合作迎来了新的合作机遇，两国建立了政府间农业合作机制、中国开始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和俄罗斯制定了反制裁措施等。但是，中俄农业合作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在介绍中俄农业合作趋势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中俄农业合作面临的新机遇，并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角度分析了当前中俄农业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加强政策支持、提供民间合作平台、加强金融支持等政策建议。

2014年12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成立，表明了广州市积极响应国家战略，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广州市要珍惜和抢抓这一历史机遇，积极谋划，多方引导，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部署，打造华南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高地。

珠江—西江经济带作为横跨东西部，以流域经济合作为主题的区域合作，跨越两省（区），直接挑战多个行政区划的经济利益，其中还包括流域沿线地区之间生态补偿、产业转移和城镇化建设等问题。经济带一体化需破解制度障碍和体制壁垒，统筹解决经济带协同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构建覆盖全经济带的创新机制和粤桂合作的系统格局，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协调各城市之间的职能分工等。

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对于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共同富裕远景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当前，河南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中呈现多种模式，在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中也存在认识不到位、发展基础薄弱、缺乏人才支持等问题。鉴于此，为更好地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应探索适宜的发展模式，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完善支持政策，加强风险管理，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更好地发展。

乡村治理积分制，符合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环境逻辑、农民话语权提升的话语逻辑和治理技术创新的技术逻辑，其嵌入乡村治理效能的三重保障，契合乡风文明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激发乡村宜居宜业的内生动力、激活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要素，具有“一发动全身、一举求多效”的效果，是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目前，河南积分制在运行中主要有三种模式，即“道德积分储蓄站+积分制”、“文明家庭积分超市+积分制”和“网格化+积分制”。基于实践探索中的问题导向和现实需求的目标导向，要充分发挥积分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作用，必须因地制宜拓展评价内容、创新运作机制、提升运行效能，并根据乡村全面振兴的进展动态完善。

农业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和绿色农业是实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对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农业实现“双碳”目标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农业既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生态固碳的重要源头，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尽管河南农业在减排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来看，在政策体系、人才队伍、经营主体、规范标准、科技研发等多个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亟待提高。河南农业实现“双碳”目标，关键在于完善农业碳交易市场体系、提高政府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符合低碳农业规范的多元化支撑体系，做好农村环境整治、农业污染物排放控制和农业碳排放协同治理，用好财政、税收等政策的杠杆作用和倒逼作用，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实现农业的低碳化和绿色化转型。

工业化引起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不仅改变了、并不断改变着人地比例，从而触动了传统的农业家庭经营结构，同时也改变了农产品的供需结构、供需总量和供需形式，农产品的市场化和农业经营活动的效率问题日益突出。所有这些，都集中体现为对农业经营方式和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要求愈来愈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