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2015～2020年度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和北京、广东、成都等地社会企业认证试点目录中选择具有典型性的6家环境类社会企业，主要从社会创新的视角对其技术、业务、产品、制度等不同切面进行实证描摹，由此归纳我国环境类社会企业发展机制在制度框架、形成路径和信息技术支撑等维度上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并进一步提出现阶段促进我国环境类社会企业发展的发展机制。

展望2022 年：“双碳”目标持续深化，稳增长新基建推动“减污降碳”。 2021 年作为“双碳”开局元年，“1+N”、“碳达峰”等顶层设计政策落 地，明确了能源替代、循环再生、节能增效为首的政策主线。展望2022 年我们认为：（1）中国“双碳”逐步由规划阶段转为正式实施，叠加十 四五期间“稳增长”政策预期，以环保、绿电为主的“新基建”需求有 望超预期；（2）再生塑料、危废资源化和垃圾焚烧等商业模式优、盈利 能力强的低碳环保产业最值得关注；（3）需求高景气下，环保板块业绩 确定性进一步增强（Wind 一致预期未来3 年业绩复合增速超20%+）。 而2022/2023 年广发环保预测重点公司平均PE 估值仅12.7、10.5 倍， 伴随估值切换板块更具投资性价比。

河南省作为粮食主产区肩负着粮食安全和绿色发展双重目标，面临较大压力。尽管河南省化肥减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化肥使用总量和施用强度依然偏高。化肥施用强度过高将影响河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当前河南省存在化肥施用强度较高、主要粮食作物大市肥耗较高、化肥减量技术推广不甚理想等问题。本报告在借鉴先进地区测土配方、种养结合等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基层推广技术体系，促进化肥减量增效，加强种养结合，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加强绿色发展新技术的使用，保护耕地质量等相关对策建议。

珠江—西江经济带作为横跨东西部，以流域经济合作为主题的区域合作，跨越两省（区），直接挑战多个行政区划的经济利益，其中还包括流域沿线地区之间生态补偿、产业转移和城镇化建设等问题。经济带一体化需破解制度障碍和体制壁垒，统筹解决经济带协同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构建覆盖全经济带的创新机制和粤桂合作的系统格局，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协调各城市之间的职能分工等。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河南畜禽生产形势总体稳定，畜产品供给平稳有序，重大动物疫情保持平稳，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面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河南畜牧业应坚持集群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加快构建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为建设现代农业强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乡村治理积分制，符合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环境逻辑、农民话语权提升的话语逻辑和治理技术创新的技术逻辑，其嵌入乡村治理效能的三重保障，契合乡风文明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激发乡村宜居宜业的内生动力、激活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要素，具有“一发动全身、一举求多效”的效果，是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目前，河南积分制在运行中主要有三种模式，即“道德积分储蓄站+积分制”、“文明家庭积分超市+积分制”和“网格化+积分制”。基于实践探索中的问题导向和现实需求的目标导向，要充分发挥积分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作用，必须因地制宜拓展评价内容、创新运作机制、提升运行效能，并根据乡村全面振兴的进展动态完善。

农业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和绿色农业是实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对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农业实现“双碳”目标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农业既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生态固碳的重要源头，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尽管河南农业在减排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来看，在政策体系、人才队伍、经营主体、规范标准、科技研发等多个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亟待提高。河南农业实现“双碳”目标，关键在于完善农业碳交易市场体系、提高政府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符合低碳农业规范的多元化支撑体系，做好农村环境整治、农业污染物排放控制和农业碳排放协同治理，用好财政、税收等政策的杠杆作用和倒逼作用，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实现农业的低碳化和绿色化转型。

社会企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息息相关。在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脱离市民社会规律的本质问题形成实践性对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这一概念逐渐被确立下来，社会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本研究发现，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及地区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培育出更多社会企业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等多种社会问题。此外，在社会需求的不断复杂化、多样化的背景下，社会企业的蓬勃发展让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参与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社会服务、公共领域、社会治理以及作为新发展动力的社会创新，并逐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的主体。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体，共享经验，建立共同原则。这不仅有利于各国社会经济的成熟和社会企业影响力的扩大，还对地区合作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近年来，河南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上取得显著成效，但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仍不平衡，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人才等支撑不足，提档升级的长效机制尚不完善。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为进一步提升乡村传统基础设施水平、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等，要重点强化乡村建设的规划引领、组织领导、资金投入，完善乡村建设长效机制。

本文意在明确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方向、细化政策目标，并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我们首先构建公共政策分析框架，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定义，阐述政府承担公共文化服务的必要性和政策目标。随后，结合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提出的时代背景，本文总结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四项战略目标，即价值目标、公平目标、效率目标和法制目标。本文最后对相关项目与工程提出建议。

在社会创新领域，社会企业往往起着对公共行政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补充的作用。通过研究社会企业发展与社会创新的关系，本文发现，基于社会创新视角寻求解决中国社会企业发展问题的最优路径，是社会企业多元发展的动因，也是促使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会治理主体的有力载体。社会企业的发轫，重塑了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资源配置，打破了营利与非营利企业间的樊篱，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社会企业以公共价值为取向，为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促进公民参与，实现社会多元融合。

近年来，河南省在推动数字农业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农业全产业型数字农业发展模式、“大田种植”数字农业发展模式、产业园区智慧农业发展模式等几种较为典型的数字农业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完善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加快农业数据的整合应用，夯实数字农业人才资本。

杭州市作为江浙地区的经济中心，拥有适合企业发展的商业土壤，培育了阿里巴巴、网易、吉利汽车等企业，民间慈善文化氛围较为浓厚。在这样一个商业和慈善均较为发达的城市里，倡导运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却发展得较为缓慢。本研究发现，杭州市社会企业的自发力量较为充足。通过与特有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相结合，杭州市社会企业另辟蹊径，成为国内社会企业中一支富有新时代特色的队伍。但同时，杭州市也面临着社会企业认证成效不佳、身份认同模糊、使命容易漂移、发展差异悬殊、扶持政策缺乏等问题。

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有限公司是成都市首家社区社会企业。其致力于运用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合作，吸引社会资源投入社区服务、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填补社区服务空白，实现公益性与营利性共存。在发展过程中，公司逐步探索出自身的商业模式，并走出了以社区治理为支撑、以党建为引领的独特发展道路。但公司经营也存在财务平衡脆弱、发展难以持续与定位模糊等发展隐忧。

新常态下，广东抗住经济下行压力，以改革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影响企业健康发展的某些障碍依然存在，需要深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大众创业尚存阻力，市场规则有待更加公开透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综合改革仍存难题；珠江—西江经济带一体化机制尚未形成，对自贸试验区建设还有模糊认识。广东进一步的发展应以法治领先，继续厘清政府和市场界限，扎实推进市场准入“三单管理”，简政放权应定点指向促进创业就业，实施“互联网+”创新驱动，创新自贸试验区建设制度，高度重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顺德区是我国首个开展社会企业认证工作的地区。研究其社会企业发展历程对总结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发现，顺德区人民政府对社会企业发展的敏感度较高，早在2011年就在政府文件里提到了社会企业，并在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里发布了一系列扶持社会企业的政策。这一系列政策为顺德区社会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顺德区同样面临着社会企业认证标准科学性有待增强、社会企业扶持力度不足以及社会企业知名度不高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推动，促进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以及政社合作机制的建立来进一步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

本章是对农业区工业化的一般理论的分析。包括，原生和次生的工业化；农业剩余增加和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市场、组织和技术——手工业蜕变的条件；制度架构和自由主体的诞生；文化价值观的约東；六次生工业化理论模型；工业化与农民身份的转型等七部分内容。

成都是中国首个政府出台社会企业相关扶持政策的地区，因此其社会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以及相关政策受到全国关注。本文在对成都的社会企业数量、特征、社会与经济价值贡献等进行描述的基础上，研究了成都社会企业发展的生态系统，并对成都社会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剖析，以期为其他地区的社会企业发展提供参考，为学界提供基础信息和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