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已迈入海洋世纪，一方面，海洋经济在新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焕发出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海洋经济的蓬勃发展严重挑战着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资源的承载能力。海洋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因此，当前环境下如何抓住机遇，可持续地发展海洋经济以促进社会福利增加，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

本文检验了内部收敛———地区性、效率性和技术性收敛———如何维持中国长期增长。本文作者估计了中国三个地理区域以及全国的增长方程，结果发现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区域收敛速度、投资效率水平和技术进步速率。作者计算，中国的区域收敛能够提供12个百分点的增长红利，技术收敛可以使得中国的增长潜力提高三分之一，而两个内陆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投资效率的收敛对增速水平的效应并没有多大。

本文提出并着力阐明的新经济指数发现，新经济部门在当前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达到30％左右。随着资源转移到新经济部门的比重越来越大，那么因目前较高比重投资进入旧经济部门引起的挤出效应就会越来越低，反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随着时间演进，这种转变在通往新经济的发展之路上将直接或间接地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当前，东南地区在转型过程中仍领先于中国的其他地区。总体而言，这一过程将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这种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增长缓慢、高杠杆率、生产率低下以及政策缺乏灵活性息息相关。

本文聚集于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对国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有关斯密型动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讨论，对阿里吉与加州学派有关斯密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所作的解读提出强烈质疑，并通过阅读斯密、马克思的原典，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斯密，即强调“社会分工”的斯密，并引入吴承明“没有（社会）分工的市场”概念，主张将两者（即真假斯密）结合起来，用历史的眼光对明清以来中国小农经济的演变做出重新解释，进而为中国乡村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不同于主流认识的新思路。

“绿色革命”时期，由于采用现代农作物品种，以及灌溉、化肥使用程度的提高，全世界实现了农作物的大幅增产（Evenson和Gollin，2003b；Rosegrant和Cline，2003）。“绿色革命”使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与人口同步增长（Conway和Toenniessen，1999）。1990年以来，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减缓了（Evenson和Gollin，2003b；Rosegrant和Cline，2003），但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在21世纪会持续减少，因此，若要满足全球的粮食需求，粮食产量还得继续提高。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粮食安全迄今还是一种挑战。对于那些最缺乏粮食的发展中国家，因为气候变化将会对粮食生产产生不利影响，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严峻了（Rosenzweig和Parry，1994）。

本文主要探讨传统农业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转型的动力机制，并以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农村为例，试图通过对这种典型的小规模农业经营的特征与逻辑进行理解，探索迈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可能路径。本文认为，从既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已有转型实践来看，塑造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应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应注重建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关联，应着力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

本文通过研究三个重要的议题结束了第一部分。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中国经济的轨迹；影响经济轨迹的政策选择；一些可能融合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附加元素。他特别研究了中国经济挑战中许多具有冲突性的解释，尤其是中国经济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差别。通过使用新型分析框架将中国面临的政策挑战进行分类———分成“硬件”类和“软件”类———作者们提出改革日程表，从而帮助中国防止出现潜在的“制度缺失”。这一改革日程表包括：实现国有企业部门的结构性改革；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去规制过程；治理机制的结构性变革，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等。不仅如此，在“国际新常态”———霸权稳定的缺失的大背景下，作者们认为，中国现在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以这些方式推动全球化，从而丰富前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并将其进一步转换到“和谐世界”的概念。

目的：基于循环设计的理念分析城市社区的资源回收问题，探究未来社区回收服务体系的构建。方法：通过服务设计五要素及双钻石模型流程研究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废物回收及浪费问题，结合用户旅程地图得到社区及社区居民的回收痛点及需求，构建未来社区的回收服务体系。结论：基于循环设计理念提出了基于“产品+站点+系统”的多维一体的回收服务体系，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社区良性循环。

本文将聚焦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缘由及经验。首先，利用Malmquist-DEA模型考察中国粮食生产的效率特征，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实现粮食安全的驱动力；其次，介绍了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举措；最后，总结了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本文介绍了中国海洋污染治理与生态环境养护状况，分析了中国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并比较了中国海洋环境养护与海洋资源利用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

本文发现，无论是省属企业的OFDI还是中央直管国有企业的OFDI，都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OFDI对省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可能是从OFDI向省域经济所在地逆向知识溢出的结果，其中包括：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劳动力流动、前向和后向产业联动、信息流、推动本地企业出口、帮助母国经济的产业重构和技术升级等，从而提升当地企业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促进母国经济增长。总体而言，这个研究提供的很强的经验证据表明，O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相关政策应该瞄准开发一套更为开放化和市场化的OFDI机制，鼓励研发和技术开发以提升母国经济中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并鼓励母国经济中跨国企业与母国经济中本国企业之间的互动，从而强化和加速从OFDI这种积极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向中国经济扩散。

市场机制在近代东北地区农村扩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权力通过市场逐步获取资源的过程。在由权力掌控的市场机制中，资源是不等量地进行传递的。市场机制中资源的流动，不但造成资源流出地区生态系统的恶化，也造成了该地农民的贫困化。权力不但使东北农村与外界市场间通过资源的传递实现了贫困的传递，也使近代东北农业因资源匮乏而不能通过引进近代技术走上一条良性发展之路。

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联合国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将“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列为追求目标之一。本文将详细分析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相关成就、经验和挑战。

农产品市场贸易政策不但对农业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对农产品的获得性，在给定农产品产量的前提下，农产品市场的发达程度直接决定了消费者能否或者更便捷地获得所需要的产品，当然也包括影响生存的必要食物。因此，农产品市场及贸易至少是粮食安全保障框架中获得性层面的重要内容。本文进一步对中国农产品市场及贸易政策的基本情况进行总结梳理，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上的成就，为未来更好地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经验借鉴。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产品市场建设和调控，特别是近年来在价格、税收、储备和进出口等方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促进我国农产品市场稳定运行、生产健康发展和保障有效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

“饥饿是贫困和人类损失最极端的表现。在一个富足的世界上，饥饿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耻辱，它还侵害了最基本的人权：获得充足食物的权利。饥饿带来了高昂的经济成本，严重地危害个人的生产力、国家的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2003）消除饥饿一直是各国发展的基本目标。2000年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是过去15年全世界的总体发展框架，8个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首个目标就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2015年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目标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又与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相辅相成。目标2的分目标是：到2030年，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本文指出东平县通过产权改革，重点资产、资金、资源，有效激活贫了困群体主动脱贫、积极脱贫的意识和动力，并借助产权改革的土壤发展特色产业，进一步推进脱贫进度；在实践探索过程中通过引入市场资金、发展电商产业、搭建慈善救助平台、能人回请等措施，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泉活水，将外部的资本、技术与人才等现代要素引入农村集体经济中来，创新了脱贫攻坚的思路；为实现长效脱贫，做到了“对象识别精准、帮扶主体精准、责任落实精准” ，实现精准脱贫攻坚。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时至2020年粤港湾大湾区总体上已基本形成层次分明、发展各有特点的城市群。绿色发展是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粤港湾大湾区的发展同样强调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相结合，并通过绿色金融发展实现市场要素向绿色领域聚集。粤港澳大湾区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市场实践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等重要节点城市持续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初步构建了资源共享的绿色金融平台，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改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未来，在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战略引领下，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进一步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采取措施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积极应对三地合作中体制机制、产业协同等方面的障碍，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推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统筹协调机制，明确各节点城市在绿色金融区域合作中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三大功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结构的绿色化改造升级。

地方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状况是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的直观体现，在2020年评价周期内，中国绿色金融市场总体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各省份通过政策引导，推动绿色投融资，帮助绿色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规模不断扩大。部分地方金融机构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自下而上地支持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绿色信贷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规模持续增长，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11.01亿元，地方绿色银行分支行数量稳定增加。绿色债券市场保持快速增长，21个省份共发行贴标绿色债券174只，募集资金超过2200亿元；上市绿色企业数量持续增加，上市企业的环境和社会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提升。受金融监管政策影响，各省份新增绿色基金数量持续下降；PPP模式与绿色项目的特征较为匹配，在2020年评价周期内各地方新入库绿色PPP项目数量稳定增长。在绿色保险领域，大部分省份较早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工作，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的气候与巨灾保险、森林保险、农牧业保险等产品。在环境权益领域，全国碳市场建设进入关键阶段。

近几年，国有企业宣布公司债务攀升，并经常将其归咎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由信贷推动的宏观经济的刺激。Ｈｕａｎｇ和Ｂｏｓｌｅｒ（２０１４）认为，“债务骤升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后，由国家有意推动经济刺激项目，以竭力避免经济崩溃而引起的”。

纵观海内外疫情发展情况，在出境游尚未恢复以及国内疫情可控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回流趋势将继续推动海南离岛免税保持靓丽的销售情况；其他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酒店、餐饮、演艺、景区也在持续复苏中，短期预计受疫情散发影响略有扰动，但整体仍处于恢复趋势中。此外，海外疫情仍在蔓延，包括出境游、出入境免税等子板块恢复节奏仍待持续观察，建议跟踪疫苗注射进度及疫情控制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