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2015～2020年度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和北京、广东、成都等地社会企业认证试点目录中选择具有典型性的6家环境类社会企业，主要从社会创新的视角对其技术、业务、产品、制度等不同切面进行实证描摹，由此归纳我国环境类社会企业发展机制在制度框架、形成路径和信息技术支撑等维度上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并进一步提出现阶段促进我国环境类社会企业发展的发展机制。

2016年，在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引领下，我国信息技术产业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发展阶段，表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产业发展持续活跃，规模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投资向好成为新亮点，智能硬件、虚拟现实、人工智能、OLED等热点纷纷涌现，为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与此同时，受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影响，我国信息技术产业进出口形势依旧严峻，“双降”态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在此基础上，本文对2017年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形势做出了五点展望，提出了应加快推进虚拟现实产业前沿布局、着力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培育各类企业共生发展的产业生态、加强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海外并购、建立良好的产业出口应对机制等对策建议。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湖南是传统农业大省，县域面积占全省面积的96.9%，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的小康水平决定了全省的小康水平，县域的发展潜力决定了全省的发展潜力。当前，湖南县域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转方式和调结构深入推进、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格局重新调整、省内四大板块区域互动格局初步形成、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等新形势和新任务，必须适时调整发展思路，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全省县域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2014年，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背景下，广州继续围绕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战略目标，着力推进“三中心一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商贸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商贸业总量规模继续平稳增长，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7697.85亿元，比2013年增长12.5%，增速比广东省（11.9%）高0.6个百分点，比全国（12.0%）高0.5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达48701.54亿元，增长18.0%；商贸业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第四次被评为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一名；电子商务、商务会展等新兴业态业种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报成功，南沙新区新的增长极即将形成；商贸业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聚集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国际商贸中心地位进一步提升。2015年，广州商贸业发展将面临国内外复杂的市场环境和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也存在诸多发展机遇和内在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和多项促内需扩消费政策的影响下；在广州及整个经济腹地经济和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引领带动、“互联网+”。

河南省作为粮食主产区肩负着粮食安全和绿色发展双重目标，面临较大压力。尽管河南省化肥减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化肥使用总量和施用强度依然偏高。化肥施用强度过高将影响河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当前河南省存在化肥施用强度较高、主要粮食作物大市肥耗较高、化肥减量技术推广不甚理想等问题。本报告在借鉴先进地区测土配方、种养结合等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基层推广技术体系，促进化肥减量增效，加强种养结合，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加强绿色发展新技术的使用，保护耕地质量等相关对策建议。

2015年，我国出版改革稳步推进，出版企业上市融资迎来热潮，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图书市场正处在一个由技术发展、渠道变革、阅读习惯等多方面因素推动的变革发展阶段。本报告结合相关数据，对2015年图书产业发展现状、热点、趋势进行分析。

中俄农业合作有深厚的基础，并已成为相互农产品贸易的重要伙伴。2014年，中俄农业合作迎来了新的合作机遇，两国建立了政府间农业合作机制、中国开始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和俄罗斯制定了反制裁措施等。但是，中俄农业合作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在介绍中俄农业合作趋势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中俄农业合作面临的新机遇，并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角度分析了当前中俄农业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加强政策支持、提供民间合作平台、加强金融支持等政策建议。

2014年12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成立，表明了广州市积极响应国家战略，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广州市要珍惜和抢抓这一历史机遇，积极谋划，多方引导，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部署，打造华南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高地。

院士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科学体制化的标志性产物，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演进。在比较视野下，本研究梳理了欧美主要国家院士群体学科发展的历程，对美英德法四国的院士增选制度、学部及学科布局、学部在增选中发挥的影响，以及过去20年院士群体学科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欧美主要国家院士群体学科布局演进特点，旨在为我国院士群体学科布局及建设提供借鉴。

经过30余年的黄金增长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逐步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也需要从粗放、外延型转向集约、内涵型，而科技创新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而上海对全国经济将继续起到带头、示范和引领作用，上海的“4+1+1”（四个中心建设、科创中心建设和上海自贸区建设）建设正立足于国家战略，并服务于自身发展。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和区域发展背景下，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体现着城市和国家的竞争力、核心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科技创新无疑是四个中心建设的完成、升级和相互之间有机结合的根本动力。

本文对兰德公司的成立背景、组织架构、人员构成、运行机制以及服务模式进行调查和研究，结合我国科技型智库的发展现状，分析兰德公司在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方面的独到之处，最后针对我国科技型智库发展提出两点建议：建立科学运作模式，注重自身独立性发展；积极探索双驱动的服务模式，注重多方参与研究过程。美国兰德公司在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上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科技型智库参考与借鉴。

本章主要讨论关于产业升级与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工业化演进方向的问题。首先从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入手，进行分析；其次进一步研究产业转移、区域分工与欠发达平原农业区产业升级问题；最后对欠发达平原农业区与相关区域工业化发展模式及产业结构演变规律进行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对于中西部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地区来说，作为不依赖本地资源而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欠发达平原农业区来说，相对于依赖本地资源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拥有更好的前景 。

固始是位于淮河边上的一个平原农业县，它也是迫于生存压力通过人口流动实现资本积累和企业家培育，逐步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一个典型。但是固始经验还告诉我们，地域文化传统与外部工业文明碰撞、融合所导致的区域工业化的特殊道路和特殊形式。本章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了固始地域文化形成的基础；接着说明了固始地域文化的特征；然后解释了固始的地域文化如何推动了它的工业化转型；最后进行总结与反思：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则的接轨点在哪里？

在社会创新领域，社会企业往往起着对公共行政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补充的作用。通过研究社会企业发展与社会创新的关系，本文发现，基于社会创新视角寻求解决中国社会企业发展问题的最优路径，是社会企业多元发展的动因，也是促使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会治理主体的有力载体。社会企业的发轫，重塑了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资源配置，打破了营利与非营利企业间的樊篱，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社会企业以公共价值为取向，为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促进公民参与，实现社会多元融合。

本章主要探讨关于政府在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的问题。其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对政府作用的一般性的分析；其次进一步提出区域差距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接着对区域差距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涉及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工业化发展的政府政策和建议。

杭州市作为江浙地区的经济中心，拥有适合企业发展的商业土壤，培育了阿里巴巴、网易、吉利汽车等企业，民间慈善文化氛围较为浓厚。在这样一个商业和慈善均较为发达的城市里，倡导运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却发展得较为缓慢。本研究发现，杭州市社会企业的自发力量较为充足。通过与特有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相结合，杭州市社会企业另辟蹊径，成为国内社会企业中一支富有新时代特色的队伍。但同时，杭州市也面临着社会企业认证成效不佳、身份认同模糊、使命容易漂移、发展差异悬殊、扶持政策缺乏等问题。

金融中心建设一方面有利于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从而增加城市能级与需求能力，进而直接促进其他相关城市的发展，构成对其他城市的直接辐射；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支持所在城市、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构成对其他城市的间接辐射作用。

本章是对农业区工业化的一般理论的分析。包括，原生和次生的工业化；农业剩余增加和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市场、组织和技术——手工业蜕变的条件；制度架构和自由主体的诞生；文化价值观的约東；六次生工业化理论模型；工业化与农民身份的转型等七部分内容。

成都是中国首个政府出台社会企业相关扶持政策的地区，因此其社会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以及相关政策受到全国关注。本文在对成都的社会企业数量、特征、社会与经济价值贡献等进行描述的基础上，研究了成都社会企业发展的生态系统，并对成都社会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剖析，以期为其他地区的社会企业发展提供参考，为学界提供基础信息和研究思路。